中美社群媒體上的網民熱衷於將冬奧會最閃耀的兩顆明星——劉美賢和谷愛凌進行對比。這確實很難避免：兩人都在灣區出生長大，都是體育神童，父母中都有一方來自中國。

在米蘭冬奧賽場，20歲的劉美賢成為24年來首位奪得女子花樣滑冰 金牌 的美國人， 她還在團體賽中隨隊獲得了一枚金牌。22歲的谷愛凌則在自由式滑雪項目中摘得一金兩銀。

不同之處在於：劉美賢的父親是天安門事件時期的異見人士，於1989年逃往美國，她代表美國隊參賽；谷愛凌於2019年獲得中國護照，選擇代表中國出戰。

在美國，許多人將劉美賢的表現讚譽為自由的勝利；前NBA球員埃內斯·坎特·自由和各類保守派媒體人士則斥責谷愛凌為叛徒。幾位政治人士甚至指責她支持美國的對手。

在中國互聯網上，對兩人的評價完全反轉。例如，在社交平台微博上，一名廣東用戶評論道：「谷愛凌是中國的英雄，劉美賢是反華分子的後代。」

這種反應既令人遺憾，又在預料之中。隨著中美兩國可能決定21世紀全球領導權的地緣政治競爭愈演愈烈，雙方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隨之升溫。

許多人對劉美賢和谷愛凌進行這種令人不適的對比，其意義已超出了體育本身。它揭示了關於血統、忠誠和身份認同的問題，將兩名運動員推向了兩國的政治風口浪尖。許多評論已成為對抗性民族主義的代名詞：在美國，要求移民證明忠誠的呼聲日益高漲；中國則堅持認為華裔血統就必須效忠，異見即是背叛。

中國共產黨長期推行一種血緣民族主義的歸屬觀：無論華裔身處何方、持有何種護照，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在2013年全面掌權的習近平領導下，這一原則得到了強化：族裔身份已成為一種承載忠誠期待的紐帶。

無論身處國內還是海外，許多批評或質疑北京官方立場的華人——不僅是政治活動人士，連記者也不例外——無不被貼上賣國賊或更難聽的標籤。

當美國人稱谷愛凌為叛徒時，這一點值得警惕：他們借用了中國共產黨的詞彙，並採納了那種「出生地效忠」的框架。

這種血緣民族主義理念也解釋了中國在華裔運動員上的巨大投入。在2022年冬奧中國男女冰球隊的48名球員中，有22名是華裔歸化運動員。

谷愛凌是這一招募行動中最顯眼的例子。當她在2019年轉而代表中國參賽時，她便成為了北京的地緣政治資產。

去年發布的一份北京市政府文件顯示，市體育局曾計劃在三年內向谷愛凌和另一位代表中國參賽的美籍華裔運動員支付近億元人民幣。在引起公眾批評後，兩人的名字隨後從記錄中被刪除。這一插曲讓人罕見地窺見中國如何將體育成功作為一種軟實力進行投資。

如果說谷愛凌的案例說明了中國如何接納某一些海外華人，劉美賢的家族故事則說明了它如何對待另一些群體。

她的父親劉俊曾是一名學生領袖，在天安門鎮壓後被列入政府頭號通緝名單。他逃往美國成為一名律師，並作為單身父親撫養了五個孩子，劉美賢是長女。她五歲開始滑冰，13歲便成為全美冠軍。劉俊在媒體採訪中表示，曾有人接洽希望劉美賢代表中國參賽，但他因擔憂該國的人權記錄而拒絕了。

當劉美賢在米蘭贏得金牌時，她成了中國審查機構無法徹底解決的一個麻煩。中國互聯網上，對她滑冰技術的讚美往往伴隨著模糊的警告，評論者通常提醒人們去「查查她的家庭背景和政治取向」。他們無法說得更具體，只能藉助於委婉語和暗號，因為對1989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這一日期的提及是被嚴厲審查的。她有時被稱為「反華二代」。

如果說中國部分群體難以接納劉美賢的故事，美國部分群體也難以理解谷愛凌的故事。但他們的底層邏輯——身份承載著義務——對許多中國人來說聽起來非常耳熟。

與此同時，美國政治左翼中的一些人將所有針對谷愛凌的批評都簡化為種族主義，這帶來一種風險——有可能迴避了關於威權政府如何利用運動員和軟實力的問題。

谷愛凌在兩個世界中長大，但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對抗擠壓了這種雙重歸屬的空間。

她大部分夏天都在母親的家鄉北京度過。她能講流利的普通話，並在2019年15歲時入籍成為中國公民，加入了北京向全球展示國家實力的行動。事實證明，這對雙方都是一筆划算的買賣。谷愛凌為中國贏得了六枚奧運獎牌，成為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女運動員之一，她的贊助商大多是中國品牌以及針對中國市場的全球品牌。

谷愛凌一直拒絕評論她的國籍狀態（中國法律禁止雙重國籍）以及中國的人權記 錄。 《時代》 雜誌最近詢問她關於新疆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她回答說，她認為評價這些並非她的職責。她說自己不是專家，要得出結論需要進行廣泛的研究並實地考察中國該地區。

她的回應引發了人權活動人士的批評。關注中國的X帳號「數字公民」寫道：「選擇代表誰是個人的決定，沒人因此就是叛徒。你不需要為權力發聲，但不能在受益於權力時聲稱自己清白無辜。」

即使在中國社群媒體上，谷愛凌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雖然許多中國人尊稱她為英雄，親切地稱她為「冰雪公主」，但也有人批評她擁有「兼職中國人」的特權——在有利可圖時做中國人，在方便時做美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