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伊朗人民渴望的是一場基於現代公民意識和社會契約理念的革命，旨在帶來民主、自由、獨立和共和——哪怕是一個伊斯蘭共和國，但不應由教士統治。何梅尼承諾了這些理念，說出了伊朗人和西方大國極度渴望聽到的話。而最終，他策劃的其實是一場「反革命」。

在推翻沙阿之前的幾個月裡，何梅尼這位阿亞圖拉在巴黎郊區接受了數十次採訪。他隱瞞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暗示自己最終會退出治理，儘管在他過往的著作中經常推崇由 教士統治。他甚至給卡特總統寫了一封信，請求他解除伊朗軍方的武裝，並承諾伊朗會保持不受蘇聯控制，同時維持該國石油在市場上的供應。但一直以來，他都熱衷於神權專制，且很快就顯露出他對美國懷有的深切敵意。

另一個體現其「反革命」模式的跡象是：在什葉派佔主導地位的伊朗，許多人認為需要一種改良的什葉派觀念來適應現代化。但從20世紀40年代的第一部主要著作開始到後來成為什葉派最高宗教權威， 何梅尼始終堅持保留傳統的儀式和教條，從而扼殺了現代化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構想。

對革命的浪漫幻想、對何梅尼 過往著作的無知，以及他在沙阿倒台前幾個月偽裝成自由民主政體的捍衛者，使得這場偷梁換柱奏效了，儘管只是暫時的。當時各行各業的伊朗人、西方領導人和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都將他視為伊朗民主願景的旗手。

在他上台後不久，一部新憲法生效了。它以何梅尼 1970年的代表作《伊斯蘭政府：教法學家的監護》為藍本。這本書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就像羊群中的羊，無法管理自己的事務，需要一名監護人——這一觀點讓人想起柏拉圖關於「哲人王」管理平民事務的理論。

對何梅尼 而言，需要的不是哲學家，而是伊斯蘭教法專家。隨著他掌權，由一位臭名昭著的「絞刑法官」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法庭經過草草的審判殺死了舊政權成員及隨後的政權反對者。這位阿亞圖拉強加了嚴格的社會限制，例如女性必須佩戴頭巾。不出所料，女性、世俗民主派、左翼人士和少數民族感到被背叛，並開始反擊。

在某種程度上，過去47年的伊朗歷史是人民試圖奪回在那場偷梁換柱中失去的權利的過程。史丹佛大學伊朗研究項目的一項最新學術研究以詳盡的數據顯示，從2009年到2024年，僅在德黑蘭，平均每三天就錄得一次示威活動。

從1925年至1941年統治伊朗的禮薩·汗·巴列維到80多年前寫下對什葉派激進批判的博學知識分子艾哈邁德·卡斯拉維，這些政治人士和知識分子都 做不到像今天這樣，讓伊朗社會變得如此世俗化，如此蔑視教條，如此不信任什葉派教士。

這種民意的範式轉變 不僅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為爭取民主而展開的漸進式奮鬥的結果，也是47年專制、教條和厭女的神權統治的結果——後者更關鍵，或許也更矛盾。何梅尼的繼任者哈梅內伊成為了這種看似不可撼動的神權教條的化身，尤其是在石油美元的支撐和暴力手段的維持下。

儘管何梅尼 曾擁有個人魅力，但哈梅內伊手段殘暴。大多數伊朗人現在深信，他們在1979年買下的那份應對腐敗、壓迫性君主制的「靈丹妙藥」實際上不過是假藥。今天真正的問題是：關於民主治理、修復經濟、遏制分裂勢力以及維護主權和全球關係的理念是什麼？國內和國外的伊朗人能圍繞哪些理念團結起來？他們如何才能以這種方式將伊朗帶出政治癱瘓和經濟泥潭？

當現政權試圖讓受到重創的組織恢復正常運轉時，一些人曾希望它能利用這個機會創造民主開放的空間，接受人民的政治和人權，並實現與世界（尤其是美國）的關係正常化。

然而， 從第一項重大任命——任命艾哈邁德·瓦希迪為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看不到樂觀的跡象。目前尚不清楚這項任命是由哈梅內伊生前定下的，還是由衛隊強加的。瓦希迪曾擔任過包括部長在內的多個職位，並直接參与了2022年對示威者的屠殺。

也不清楚襲擊發生後負責管理伊朗的新「三人臨時小組」在這一任命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話）。該小組由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司法總監古拉姆-侯賽因·穆赫辛尼-埃傑伊和強大的12人憲法監督委員會成員阿亞圖拉阿里禮薩·阿拉菲組成。阿拉菲經常被提及 是哈梅內伊的可能繼任者之一，後者曾親手挑選他來領導一個全球大學網路，以推廣哈梅內伊的什葉派願景。

新領導層的政策和下一任最高領袖的身份仍是未知數。任命像瓦希迪這樣的強硬派 並不一定意味著政權會選擇擴大或延長目前的戰爭，甚至不一定意味著會繼續其暴力行徑或資助恐怖主義。即使革命衛隊和政權試圖延續哈梅內伊僵化且失敗的政策，伊朗民眾也不太可能滿足於現狀——無論是在政治上、社會上，還是在當前的經濟上。

何梅尼曾駁斥1979年革命是源於經濟原因的說法；他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話：經濟是給「驢子」考慮的。他認為革命的目的是創造一個伊斯蘭化的伊朗和虔誠的穆斯林男女。哈梅內伊則變本加厲，將「文化戰爭」作為其控制和鎮壓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但經濟顯然是該政權面臨的持續威脅，而伊朗新一代的世俗男女 要求兌現半個世紀前被欺騙時得到的承諾，不願接受半點的折扣。該政權的機器今天可能還能維繫，但昨天的「反革命」正在孕育明天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