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郭（音）打造了堪稱中國式成功範本的人生。他生於1971年，在90年代中國深化經濟改革的浪潮中步入成年。他自學計算機技術，先後入職多家跨國企業，之後又進入中國互聯網巨頭公司。40多歲時，他已躋身中產階級，生活安穩，和妻子提前還清了兩套房產的房貸，把女兒送到加拿大讀高中和大學。
但後來，哈利·郭被裁員了。如今55歲的他已經兩年多沒有工作。這並非因為他沒有努力嘗試，他位於北京住處附近的超市不招50歲以上的收銀員；他去倉庫求職也被拒之門外；一位經營小生意的熟人帶著幾分尷尬告訴他，他這個年紀，實在沒法錄用。
幾十年來，像哈利·郭這樣的人——我稱他們為改革一代——始終覺得，自己和這個體系之間有一份簡單明了的約定：努力工作，不批評政府，生活就會穩步向好。
在 經濟騰飛的年代 ，中國經濟保持兩位數高速增長，中國企業和跨國公司爭相搶奪人才，職業機會遍地都是。跳一次槽意味著薪資可能上升30%。他們是家族裡第一代大學生、第一代擁有房產、第一代在企業裡一路晉陞到管理層的人。他們給孩子報補習班，送孩子出國留學。
這個中國夢和美國夢何其相似：人們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能過上比父母更好的生活，而自己的孩子又能過得比自己更好。
如今，這個夢正在破碎。社會向上流動的空間微乎其微，向下流動的拉力卻無比強勁。房地產市場大幅收縮，民間投資持續放緩，跨國企業紛紛關停或縮減在華業務。儘管中國官方城鎮失業率多年來一直徘徊在5%左右，但自疫情以來，裁員潮已蔓延至科技、媒體、教育及房地產相關行業。
在中國的各大城市，乘著改革浪潮之勢成長的職場中年專業人士發現，勞動力市場已經容不下他們了。在這個崇尚年輕的經濟環境裡，他們年紀太大；對於經營承壓的企業而言，他們薪資成本太高；房貸、子女學費、年邁的父母這些沉甸甸的經濟責任又讓他們根本無法停止工作。
哈利·郭提起了社群媒體上一個廣為流傳的梗：「40歲職場生涯已死，只剩坐等入土。」55歲的他，覺得自己早已被埋葬了。
2023年10月失業後，哈利·郭去他家附近的政務服務中心辦理了失業登記，被拉進了一個名為「40/50」的微信群。這是一個官僚術語，特指40歲以上的失業女性和50歲以上的失業男性。在他居住的約有1000戶人家的小區裡，這個群在短短一年多裡從最初的四個人漲到了86人。
就業年齡歧視已經如此常態化，甚至有了一個專屬的名字： 35歲魔咒 。人們普遍認為，一旦跨過35歲這個門檻，白領就從企業的資產變成了負擔。儘管中國法律有禁止就業歧視的通用條款，但並未明確界定年齡歧視，也缺乏強有力的執法保障。重慶一家招聘公司發布的微信帖子頗具代表性：客服崗年齡上限30歲，銀行呼叫中心限35歲以下，半導體工廠限30歲，倉庫分揀崗限45歲。
中國科技公司的員工年齡結構更是呈現出明顯的年輕化傾向。職場社交平台脈脈2021年的數據顯示，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的員工平均年齡僅27歲，阿里巴巴和華為的平均年齡是31歲。據 一項分析 顯示，美國大型科技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為37歲。
然而對很多人來說，年齡歧視帶來的屈辱感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更讓他們無所適從的是，他們曾經向上攀爬的那架社會上升階梯已從腳下抽走。
一位只願透露自己姓馬的男性在一家省級廣播電視台做了20多年記者和編輯。2003年，他從內蒙古來到上海，是當年湧向大城市尋找機會的外省人才大軍中的一員。在收入巔峰期，他和妻子（她至今仍在該台工作）年收入合計約50萬元。他們生了兩個女兒，買了車，換了更大的房子。
大約2018年，廣電行業的廣告收入開始枯竭。馬先生的工作量越來越大，薪水卻不升反降。2022年，他確診了一種血液病，需要接受骨髓移植，並需要長期休養。可他聽說台裡正在進行結構調整，害怕丟掉工作，最終不顧醫生的建議，提前返崗。
可他最終還是丟了工作。2024年12月31日，他錄完了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期節目。現在，他每個月能領到約2000元的失業金，買菜買肉都要挑打折的，他去申請了各種音頻剪輯和新聞相關的崗位，但毫無迴音。他今年47歲。
「人一過了某個年紀，就成了透明人，」他說，「你過去做什麼、懂什麼，全都不重要了。」
當我問他對未來有什麼打算時，他說，寧願不去想這些。
在中國北方的一座二線城市，一名39歲的網路基礎設施銷售員也經歷了同樣的職業軌跡。他要求只用他的暱稱「奔馳」來稱呼他，這是梅賽德斯汽車的中文名字。他從農村考上大學，入職一家大型互聯網公司，結婚成家，在2019年房價頂峰時貸款買了房。
奔馳在2023年被裁員。找了八個月的工作，才找到一份薪資只有之前一半的崗位。
他當年買的房子如今市值已經跌了至少四分之一，還很難出手。做全職家庭主婦的妻子想生二胎，可他覺得根本負擔不起第二個孩子，覺得家裡應該縮減開支，甚至連女兒的舞蹈課都想停掉。
「以前我總覺得，明年會更好，」奔馳說。「現在我想的只是怎麼守住手頭的東西別崩盤。」
哈利·郭已經和自己的處境和解了。「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他說。「就像當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像90年代的國企下崗潮。這是歷史的週期。這次剛好輪到我們。」
現在的他信奉一句話：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他說，「鐵達尼沉沒的時候，你能做的無非是盡量有尊嚴地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