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國攝影師 有天在網路上搜尋，「美國人在日本可以從事什麼工作？」其中一條搜尋結果吸引了他，上頭寫著「日租家庭服務」。什麼？家人也可以用租的嗎？這個結果嚇到了史蒂芬與導演 ，但在7年後，他們根據日租家庭服務為題材製作的電影《日租家庭》已在全球上映，備受好評。

不過，正如史蒂芬當初的搜尋，日租家庭服務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它在日本還是有著三百間企業規模的產業。在你看完 之後，讓我們來瞭解真實的日本日租家庭服務產業。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日租家庭服務，而且歷史可能超過千年。不過，在日本的日租家庭服務種類更豐富，而且需求量不少。哭喪女服務在日本已經幾乎式微，但依舊有一些日本人，需要這樣的情感租借服務。

史蒂芬在2018年搜尋網路找到日租家庭服務，可能只是無心之舉。但 雜誌特約記者伊麗芙巴圖曼（Elif Batuman）的狀況就不是這樣了：她在2018年前往日本，採訪了日租家庭服務的實際用戶，乃至提供服務的企業主，最終完成報導 一文刊載於《紐約客》。

這篇文章介紹了住在東京的西田一繁（Kazushige Nishida，音譯），這位60多歲的男性，妻子已經逝世，而女兒因為吵架而離家出走，目前西田獨自居住，他以為自己可以習慣一個人生活，卻發現白天的業務工作、同事間的相處、甚至是去酒店尋歡，都無法消除他私生活的孤獨。

這時他找上了「Family Romance」公司，這是一間日租家庭服務公司，他預約了一位「妻子」與「女兒」陪他共度晚餐。

西田下單了，他標註了女兒的年齡與妻子的體型（152公分，稍微豐滿），這樣的聚會費用是4萬日圓。西田與新家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咖啡店，他告訴新家人們過去自己與家人相處的細節，包括亡妻整理頭髮時的特有甩頭動作、女兒開玩笑時戳他的方式、以及她們對自己的暱稱。

而這位妻子與女兒當場很快就學習了這些動作，她們親暱地叫著西田「阿一」，並在聊天過程裡，妻子不經意地甩頭，女兒也以西田熟悉的方式開玩笑。

西田之後陸續預約了數次，妻子甚至會模仿西田的亡妻烹飪大阪燒，吃完後大家一起在西田家的客廳看電視或談笑。而儘管西田會以妻女的姓名稱呼這兩位出租家人，但他表示，自己很清楚她們並無法取代親生家人，她們「結束工作」回家時，西田也不會有失落感。

不過，有時西田確實會懷念幾個小時前與出租家人相處的時光，因為「如果能再一次與真正的家人像那樣相處就好了」。

Family Romance的創辦人石井裕一告訴記者巴圖曼，他的創業目標是「實現一個沒有人需要日租家庭的社會」。為此，他的雇員們並非單純只是模仿顧客需要的家人而已，這些出租家人會做得更多，包括試圖解開顧客對家人的心結，也就是說，這些出租家人還提供了某種扮演形式的心理諮商服務。

正如同西田的出租女兒，她告訴西田與女兒的心結，是來自西田當時對女兒的說話方式不得體，而如果父親的態度不軟化，女兒也下不了台階向父親道歉。出租女兒表示，「你的女兒在等你打電話給她。」

巴圖曼的報導深入又深刻，造成話題。但諷刺的是，數個月後《紐約客》的事實調查部門發現，獨居老人西田等等文中提到的客戶，似乎都是Family Romance的員工，他們還以不同身份出現在日本在地的電視節目裡——沒錯，也就是說，巴圖曼這篇採訪日租家庭服務消費者、而且日後榮獲全美雜誌獎的年度報導，事實上採訪的是假扮「日租家庭服務消費者」的日租家庭服務雇員。

日租家庭產業以另一種形式（儘管並不是值得稱讚的形式），展現了這個產業真假難辨的戲劇性。

Family Romance如今依舊繼續營運，而且，他們會在官網首頁自豪地展示「業績」：例如2026年3月這一整個月，他們就處理了516件、出動2,111人次的日租家人案件，包括「出租母親參加小孩開學典禮」、「負責婚禮招待工作」、「出租朋友跟你去購物」、或「到喪禮為喪家充人數」等等。

2009年創業的Family Romance，至今已有17年歷史，但日租家庭服務開始變成一門生意的起源，則應該早在2000年代初期就存在了。也就是說，日本的日租家庭產業，甚至比網路社群產業還要資深。事實上，日租家庭產業，是基於日本社會的「代理」文化應運而生。

2009年，雜誌《週刊朝日》開始了一連串以「終活」為題的連載。終活，指的是人生終結相關的活動。每個人都會死，但必須在死前處理關於死亡的一切相關事務，包含葬禮、遺體處理、遺囑、遺物、遺產等等事項。但終活與「婚活」或「推活」這些活動有個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當事人無法親自參與這些終活的實做過程。

這對許多獨居生活的民眾來說，是很大的麻煩，因為這代表，當他們撒手人寰，會給其他人帶來更多麻煩，而在日本傳統文化裡，為他人帶來麻煩，是人生處世裡最忌諱的一點。

所以需要代理人，終活風潮之下，死後代理的服務也隨之熱絡起來。他們會負責處理你的遺物，清理你生前租賃的套房，甚至為你舉辦葬禮等等。

不只是獨居者需要這些服務，許多生前與家人疏離的死者，其家人也會使用這樣的服務，因為他們可能不想再接觸任何與死者相關的事物。這些死者可能是失職的父親、無責任的丈夫、或吸毒的家人等等，他們生前已經被親屬不受待見，他們死後，就交給代理服務處理，生者只要付錢即可。

這種死後代理服務，是委託人的「手腳」，但日租家庭產業更進一步，他們不但會代理輸出勞力，還要輸出感情。不管是假扮母親出席開學典禮、或在喪禮向賓客致意，這些都不只是單純的體力勞動，還是一種「身份」的代理。

報導小說家 認為，如同終活代理會為已經「不在」的逝世當事人代行事務，日租家庭服務代理的，也是「不存在」的人際關係。就像出租父親陪自己走紅毯，但親生父親可能還好好地活著，這等同於當事人對真實人際關係的一種否認——我寧可找人代替你，我也不想見到你。

日租家庭服務是基於人際關係疏離而產生的有價租賃服務，它少了一點其他代理服務裡自然流露的無奈，反倒多了一點當事人對疏離的決絕。

日本社會傳統觀念裡的「察言觀色」（「閱讀空氣」），或是傳統企業終身任用制背後的「擬似家族」關係，在日租家庭服務前都變得一點都不重要。

日本傳統文化要求「群體性」，個人必須服膺群體的決定，為群體做出貢獻。但是日租家庭服務讓你可以自訂一個專屬個人的群體，全部你說了算，記得下單詳細點。親情與友情變成了商品選項，一家團圓變成了計時消費。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 曾說，「人們追求的是『記憶』，而非『經驗』」，而日租家庭服務完美地驗證了這句話。

我們與另一個人之間產生的人際關係，可能是經過數年、經過不信、敵對、和解等等過程後建立起來的。這些都是我們建立人際關係的「經驗」，但日租家庭服務可以跳過這些痛苦卻寶貴又獨一無二的經驗，直接給你一段「完成形」的人際關係。

但反過來說，日租家庭服務也是許多人的「情感自救」工具。如同電影 裡，有提供給出軌夫妻另一半的「出氣服務」，讓假扮小三的服務員，對被出軌受害者道歉，當然，服務員也必須承受被出軌者的辱罵，甚至是肢體攻擊。

當然，這是虛構電影，但確實有些日租家庭服務案件，是成為委託人的「情緒出口」，聽委託人抱怨或痛訴這個身份對他們造成的傷害。

記者巴圖曼在報導裡親自試用了日租家庭服務，她也表示，儘管人們常說「金錢是無法取得家族之愛」的，但日租家庭服務反倒讓她省思，比起許多人為了家庭而付出了巨大且不受重視的心力，這種按時計價又同時給予情緒價值的服務，也許反而更正常一點。

布蘭登費雪在《日租家庭》裡成為了服務員，這位從影多年的老經歷演員，在這部電影裡演出了不同身份。但在現實生活裡的日租家庭服務員，可能很難像大演員布蘭登那樣游刃有餘。

阿拉伯新聞（Arab News）採訪了另一間日租家庭服務企業的老闆市之川隆一（市ノ川隆一），這位拒絕攝影以避免暴露身份的市之川先生，公開了一位服務員的辛苦心聲。

在市之川先生的經驗中，委託服務的人大多擁有需要維護的社會地位。他曾為了一名想讓雇主留下深刻印象的酒店小姐，策劃了一場多人造訪酒吧的場面。另外他也有與電影《日租家庭》情節相似的經驗，例如他也曾陪同單親媽媽及其孩子參加學校活動，扮演一位親切的叔叔。

服務員必須隨時注意委託人的言行，因為委託人未必會完整轉達他的需求。例如市之川常常必須在手上記下一些委託人說出的姓名，並強記這些人物之間的關係，有時他感覺快要出錯時，還得假裝尿急，到廁所查看事前準備的筆記。

他是以角色複雜度計價的：較簡單的角色兩三小時收費為9800日圓。較複雜的角色收費則從2萬日圓到3萬日圓不等。

日租家庭服務像是對日本傳統價值觀的一種反動，過於服膺群體性的日本人，以群體的幸福為個人的幸福。但當個人情感的需求都被群體的需求長期排擠，這種自己不被愛、不被看見、不受重視的壓力，逐漸形成了一種自縛囚籠。

痛苦的只有自己，也只有自己感受這種孤獨。但是，日租家庭服務可以快速單純地打破這種自我封閉。 作者慈子·小澤-德席爾瓦表示，日租家庭服務只是對深層問題進行「應急處置」。但是……

「我並不反對（日租家庭服務）。如果人們能透過租賃家人來爭取時間，藉此追求更好的長期解決方案，那麼我認為，日租家庭服務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幫助。」

《日租家庭》最後給觀眾一個極其暖心的結局，而日租家庭服務在現代日本，不但已經是一個有規模的產業，它同時也位於法律與倫理的灰色地帶。

它是一種詐欺相關產業嗎？或是撫慰心理需求的產業？目前沒有任何針對日租家庭服務企業業態的相關法律，只能靠各業者自行規範。哪裡才是日租家庭服務的服務界線？沒人說得清楚。看起來，在《日租家庭》下檔後，這門生意依舊繼續成為人們的討論話題。

責任編輯：楊婕如 核稿編輯：王瀅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