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亞姆·索巴約曾經眼看著就要對愛爾蘭產生一種歸屬感。
她於2005年2月10日出生在都柏林，就在該國停止施行多年的「凡在愛爾蘭土地上出生即自動獲得公民身份」做法幾周後。她的父母於2001年從奈及利亞移民到愛爾蘭，她是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她的兩個姐姐分別於2002年和2004年出生在愛爾蘭。
由於出生時間的差異，她們自動獲得了愛爾蘭公民身份。索巴約則花了多年時間提交文件、等待答覆，直到18歲才最終獲得公民身份。
「我出生在都柏林，我從未離開過都柏林，」她在談到在愛爾蘭首都長大的經歷時說，並提到自己在學校愛爾蘭語課程中成績優異。「這就像，『哦，現在有了這麼個新的公民身份。』而我想說，我從第一天就在這裡。」
沒有護照，她無法出國旅行，即使同學們去參加學校旅行時也是如此。當她的愛爾蘭入籍申請獲得批準時，她感到既解脫又憤怒。「我覺得這就像背負著一個本不該屬於我的沉重負擔，」索巴約說。她現在是一名社工，照顧尋求國際保護的兒童。
在未來幾週，美國最高法院將就 一宗 里程碑式案件 作出裁決，白宮試圖通過此案結束有157年歷史的出生公民權法律標準。
當川普總統談論這個問題時，他稱美國「 愚蠢 」——因為它自動 向在美國出生的移民子女授予公民身份。該政策的寬鬆確實有目共睹 ：雖然中美洲和南美洲的 許多國家 有類似法律，但大多數國家要求至少父母一方為公民，孩子才有資格獲得公民身份。
但研究表明，更嚴格的政策可能會削弱那些在某國出生並長大、卻沒有公民身份的兒童的潛力，放寬政策則能改善受益一代的前景。
例如，去年一個 國際研究團隊 的研究發現，與其他發達國家的第二代移民相比，美國移民的子女比同齡公民子女的表現更為突出。在所研究的12個國家中，出生公民權與移民子女更高的經濟流動性相關。
「在全球所有發達經濟體中，美國在移民融入方面最為成功，你可能會好奇原因，」加州大學默塞德分校經濟學教授卡塔利娜·阿穆埃多-多蘭特斯說。「或許從很早開始就能獲得公民身份這一點非常重要。」
要區分不同國家移民政策的影響非常困難，因為變量太多，且很少能通過自然實驗讓研究者將一組人與另一組人進行比較。愛爾蘭放棄出生公民權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這樣的實驗。
在愛爾蘭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任何在那裡出生的人都有權獲得公民身份。1998年促成北愛爾蘭和平的《耶穌受難日協議》將其寫入愛爾蘭憲法。2005年，這一情況發生了變化，當時79%的選民支持公投，取消了憲法中關於出生公民權的條款。
公投發生在愛爾蘭經濟繁榮、生活質量改善的時期，使該國從幾個世紀以來的移民輸出國變成了移民目的國。愛爾蘭還面臨著當時尚年輕的歐盟的一些壓力，因為它是唯一提供出生公民權的成員國，而所有歐盟公民都有權在歐盟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
但公眾辯論主要集中在所謂「 生育旅遊 」導致婦產醫院人滿為患的說法上。事實上，大多數在愛爾蘭生產的非愛爾蘭母親是已有居留權的歐洲國民，醫院壓力主要源於資金不足。一項 研究 發現，1999年至2004年間抵達愛爾蘭的移民受教育程度更高，子女數量少於此前和此後的移民。
公投後，2005年1月1日及以後在愛爾蘭出生的人的公民身份，將取決於其父母的國籍和居留歷史。
移民諮詢公司Fragomen的高級經理薩曼莎·阿諾德解釋道，儘管憲法不再保護自動出生公民權，但還是引入了其他寬鬆條款。
在愛爾蘭出生、且至少父母一方在其出生前四年中有三年合法居留於該島的孩子仍可獲得公民身份。在愛爾蘭出生且無權獲得其他國家公民身份的孩子也有資格，以防止他們成為無國籍人士。
「有很多措施試圖把人們兜住，但當然還是有人會掉進裂縫，」阿諾德說。她補充道，最可能無法獲得公民身份的是那些父母沒有合法居留許可的孩子。
愛爾蘭國家反種族主義行動計劃特別報告員埃本·約瑟夫最近製作了一部 紀錄片 ，講述了公投後不久在愛爾蘭出生於非愛爾蘭父母家庭、至今仍處於懸而未決狀態的年輕人。
「它製造了一個巨大的政策缺口，特別影響了年輕人的教育和心理健康，」約瑟夫說。「父母的罪過報應在孩子身上。如果父母是罪犯，或者無論什麼原因沒有獲得公民身份，那麼孩子就無從獲得公民身份。」
愛爾蘭的這一變化發生時間尚短，還沒有產生多少數據，從而可以將2005年後出生的年輕成年人與稍年長的同齡人進行比較。但德國的一項類似變化（方向相反）有更多研究。
2000年1月1日，德國開始在孩子出生時授予公民身份，前提是至少父母一方已在德國合法居住八年（後來縮短至五年）。這為許多移民子女打開了大門，當時他們主要是來自土耳其和東歐的客工。據德國統計局數據，2024年約有47500名外國父母所生的嬰兒獲得了公民身份，有10萬名沒有獲得。
研究發現，剛好在截止日期後出生、有資格獲得公民身份的男孩 與同齡人融入得更好 。 男孩和女孩 入讀學前班的比例 都更高，在小學進步更快，更有可能在中學攻讀更艱深的學業 。他們 犯罪率降低了70% ， 他們的父母 也更有可能說德語並融入當地社區。
德國青年研究所研究員西蒙娜·許勒表示，公民身份的影響可能是潛意識的——年輕成年人可能並不完全理解這在如何塑造他們的生活。
「我們從他們的行為、決策、教育選擇以及是否選擇犯罪行為中看到了這一點，」許勒說。「我不確定他們自己是否有這個意識。」
然而，父母有五年合法居留仍是一個很高的門檻。據為有移民問題的家庭提供諮詢的柏林移民理事會法律顧問瑪格達萊娜·貝納文特說，對於在德國出生但不符合資格的孩子來說，缺乏公民身份會產生重大影響。
例如，移民當局在更新父母居留許可時，經常詢問孩子上學出勤率和成績，以此作為家庭融入德國社會的指標。
「這意味著孩子們很快就會感受到他們隨時可能被驅逐的壓力，」貝納文特用德語說。「這種恐懼正在徹底擊垮他們。」
康斯坦茨大學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費爾費表示，儘管出生公民權有諸多好處，但它並未消除與父母為德國人的孩子之間的差距。
「當移民和本地人比例很高，尤其是文化差異較大時，我們看到了大量歧視和信任缺失的問題，」她說。「這只是一項可能有助於融入的政策，但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