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人們總是毫不含糊地把世界盃稱為全球最大的體育賽事。但這屆即將在北美舉行的賽事卻似乎沒有太多人關注。數千張門票 仍未售出 ，就在幾週前，一些門票的轉售價格甚至 遠低於 官方售價。在美國的各大賽事舉辦城市，預期的航空巴流並未出現，那些指望借世界盃增加數百萬美元收入的酒店只能眼看著 收益遠低於預期 。國際足聯不得不 取消 許多批量預定的酒店客房。還有人呼籲發起全球抵制，以抗議川普總統——抗議他的戰爭、邊境政策以及他那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粗鄙作風。當然，等比賽真正開始後，關注度肯定會上升。但眼下看來，人們對世界盃的期待甚至還不如上週末兵工廠對巴黎聖日耳曼的歐冠決賽。而且我認為，這或許向我們昭示了一些體育世界之外的、關於全球政治與文化格局的深層走向。
在美國，這種漠不關心或許並不令人意外，儘管賽事主要在美國舉行。美國隊的實力比過去更強，但多年來表現並不出眾。足球在這個國家仍是一項新興運動，遠未躋身主流，而眼下許多美國人也無心涌動那種簡單直接的愛國熱情。此外，門票價格高得離譜。
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同樣興趣寥寥。幾十年來，每格四年，全球各地似乎都會按下暫停鍵，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去盡情投入一場真正席捲全球、卻又無傷大雅的民族主義表演。如今，隨著俱樂部足球在過去十餘年間構建起全新的全球影響力，世界盃對整個體育版圖的統治已不復當年之盛——即使俱樂部賽事尚未將其從足球食物鏈的頂端徹底取而代之，至少也已與之並駕齊驅。
這一轉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恰恰發生在全球政治民族主義浪潮高漲之際——你可能會認為，這也會極大地激發足球民族主義。然而事實卻是，在全球民粹主義時代，人們狂熱關注的反而是那些頂級俱樂部球隊——由跨國巨頭打造、球衣印著外國大型企業贊助商、依靠全球人才組建的僱傭軍式陣容。那些由身披國旗顏色的本土天才組成、為了祖國榮譽拼盡全力的國家隊呢？它們對球迷當然仍然重要。但如果時至今日，還有人試圖用大家對國家隊的激情作為這個全球民粹主義時代的縮影，那這套說辭恐怕連自圓其說都做不到了。
或許是因為，如果說國際足球曾經將民族主義熱情走引導向體育競技，在如今這個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可能不再需要如此多的宣洩管道。也可能如富蘭克林·富爾在20年前《足球如何解釋世界》(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一書中所暗示的，俱樂部足球的部落性是對民族主義情感的天然制衡——其本身就是對全球化的一種抵抗形式。抑或僅僅是因為俱樂部賽事貫穿全年大半時間，每週乃至更頻繁地上演，而非四年才有一個月。球迷究竟能消化多少足球？他們又需要多少這樣的情感投注機會？
然而，這種模式對我來說仍然像個謎。部分原因在於，在民粹主義新時代剛開始時，人們常常認為它的動力來自那些感覺被本國精英拋棄的人——那些精英憑藉財富與世界主義已躋身某種全球商業圈層，這有點像地方足球明星加盟更大的俱樂部後把自己的家鄉拋在身後一樣。
這同樣是對全球化如何改變俱樂部足球本身的一個貼切寫照。這一進程始於1990年代，2000至2010年代更是大幅提速，各大頂級聯賽（主要是英格蘭超級聯賽和西班牙甲級聯賽）以及各頂級俱樂部（如皇家馬德里、曼徹斯特聯隊和巴賽隆納）大規模引入全球人才，再經由迅速擴張的有線和衛星電視網路將球星陣容輸送給全球受眾。這在商業層面取得了驚人成功，但從文化角度看，其後果卻顯得有些奇怪。例如，出生於烏干達、有印度族裔背景的紐約市長對兵工廠英超奪冠和歐冠征程的熱情絲毫不亞於他對紐約尼克斯打進NBA總決賽的關注；而Barstool Sports那位麻薩諸塞州出生的嘴欠老哥戴夫·波特諾伊慶祝熱刺在賽季最後一天避免降級災難時所表現出的激情也絲毫不遜於他支持愛國者隊或紅襪隊時的熱情。在俱樂部足球這個領域，球迷群體現在已相當全球化——換句話說，在很多情況下，球迷對一支隊伍的追捧其實帶有很強的偶然性。
理論上，國家隊應該提供一種不同的、不那麼隨意的吸引力。對於那些感到國家被抽空了愛國情感和民族認同的人來說，更是一種重拾和填補這些情感的想像空間。例如，在瑪麗娜·勒龐的時代，你可能會期望法國足球迷對國家隊格外熱情，而不是 對隊中黑人球星基利安·姆巴佩發表的批評火冒三丈 。在英國改革黨崛起的時代，人們或許會期待看到早期的、不是那麼全球化時代的那種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足球流氓文化在全國捲土重來。你或許能在湯米·羅賓遜的「團結王國」大遊行的街頭看到那種流氓行徑，但在足球方面，倫敦人似乎更關心兵工廠，而不是「三獅軍團」。甚至連綠洲樂隊重組巡演都可能比世界盃更能凝聚英國人的人心。
為什麼會這樣？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俱樂部足球已經變得過於龐大，對太多人來說過於重要，有時其比賽水平遠高於國際比賽。還有人認為，國際足聯2015年的腐敗醜聞留下了難以消弭的陰影，國際足聯那位 不受歡迎的主席 把組織帶偏了方向，而俄羅斯、卡達、美國這一連串東道主選擇也讓這項盛事付出了聲譽代價。此外，國家隊隊員難得聚首，來自不同聯賽的球員往往只是臨時集結踢幾場預選賽，這使得整個賽事的意義被抽空，給人的感覺更為商業化、更單薄、更蒼白。
但我認為，背後可能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以法國的事件為例，姆巴佩曾 表示 自己擔心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崛起以及這對法國未來意味著什麼，這立刻引發了右翼陣營的怒火。運動員發表政治意見總會遭遇反彈——想想吧，例如美國主持人勞拉·英格拉漢姆曾對雷霸龍·詹姆斯說過「閉嘴，好好打你的球」；又或者最近圍繞紐約巨人隊四分衛傑克森·達特在政治集會上介紹川普所引發的爭議。但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更難調和的衝突：法國國家隊的門面人物公開宣稱，該國一大主要政黨的法國願景中似乎沒有他的位置——至少在他看來如此。而那個政黨的領導人隨後的反應又恰恰印證了他的判斷，將他視為背信棄義的外來闖入者，不配承載他們的民族自豪感。
這種衝突如今已不再罕見，國家隊陣容現在來自不同的移民後裔以及新移民社群，與公然的右翼分子所幻想的「血脈與土地」的民族圖景越來越不吻合。這種轉變可能令巴拉克·歐巴馬為法國2018年世界盃奪冠歡欣雀躍，但對那些急於以族裔來重新定義國家認同核心的人而言，其意義可能截然不同。
而這或許也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揭示了某些東西。具體而言，我們在全球事務中定義的民族主義或許更應該被描述為一種地方主義。民粹主義者所提出的那些具體主張與其說是關於「國家本身應該如何」，不如說是關於「國家應該以何種方式被改造」——通常朝著某種反動的理想方向，其輪廓往往更具地方色彩，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高度。從這個角度看，全球化不僅引發了那些不滿產業空心化、資本外流以及全球富豪無國界生活方式的人們的反彈；對於許多右翼人士來說，它還讓「國家」本身也變成了一個不那麼值得信賴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單位。對這些人而言，過去曾經激發愛國心與自豪感的事物如今反而更容易帶來怨恨和失落。當然，自由派如今對民族主義也同樣感到不安。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支持兵工廠或巴黎聖日耳曼現在可能更具吸引力，恰恰是因為這種熱愛在本質上是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