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本小書，只有二百二十多頁，而且排版很疏，全書主要是四個訪問，都是余英時在 2006 年獲得克魯格獎（ Kluge Prize ）後做的；第一篇訪問曾在《明報月刊》分五期刊出，喜歡這篇訪問的讀者，相信不會對其餘三篇訪問失望。
余英時談及的除了史學，還有讀書經驗、治學門徑、西方漢學、東西學術分野、儒家思想、和一些學術大人物（例如胡適、錢鍾書、錢穆、梁漱溟、馮友蘭、和楊聯陞），從談話內容可以感受到他學問大、視野闊、人謙厚，令人佩服。
這裏我想特別談一談余英時講過的三段說話，因為都對我有所啟迪。第一段是說錢鍾書的，我一向認為錢鍾書博而雜，沒有一套有系統的學問；余英時以下這幾句說話，教懂了我欣賞錢鍾書之道：
『我對錢先生是非常佩服的。最近有人引葉恭綽的批評，說錢鍾書的問題是「散錢無串」，但我認為與其用不牢固的繩子把散錢勉強串起來，不如讓錢散置地上，一錢有一錢的用處，比想串錢卻都遺失了要好得多。』（ p.39 ）
第二段是談梁漱溟對東西文化的看法，我從前讀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便認為他只是在 making assertions ，沒有說服力，余英時的看法，原來與我的不謀而合：
『他屬於「好學深思」一型，也有直覺，但是 單 憑直覺，論證方面是不成功的。他沒有能讓人信服他把道理說透，最終還是我們中國式的那條老路，把結論提供給你，而缺少了充分的證據，沒有讓你一步步走上那個結論。』（ p.68 ）
第三段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講任何問題都不能承認某個人擁有特權，尤其在學術領域裏，在科學面前，更沒有特權的位置。對於某個問題，不能說只有我看到了，別人都看不到。宣稱自己掌握了規律、看到了本質，是荒唐的。」 （ p.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