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蝗論，陶傑可說是老祖宗了，但他這篇文章不是直抒反蝗論，而是想一棒打盡那些反反蝗論的學者，說他們當初認為『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 [ ； ] 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是「姑息縱容」大陸人，對現在的「蝗禍」要負很大責任。

如果所謂「蝗禍」是指「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那麼，即使有學者發表過上述言論，也完全沒有理由認為他們要負很大責任，因為：一，自由行不由這些學者決定或左右；二，大陸人在港的行為也不是由於這些學者的「姑息縱容」而產生或加劇的。阿陶腥，你這是亂砌生豬肉了。

陶傑接著說這些學者都是讀文化研究的，很難相信這是事實，但我無謂花時間去查證了，因為他更離譜的還有 --- 他對文化研究這一科的理解完全是想當然的：

「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

文化研究讀的不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 你隨便 google 一下， 或到 維基百科 查一查，或到一些 文化研究系的網頁 看一看，便會知道。陶傑定是望文生義，由「文化研究」想到「研究文化」，再想到「研究不同的文化」，然後想到「比較不同的文化」，不過，由此而歸結出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還需要一個「無知的跳躍」（ a  leap of ignorance ）。

陶傑說「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雖然是對，但稍為誤導，令人以為在牛津劍橋沒有文化研究這科可讀；至少在牛津，就擺明有個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 。

陶傑在文章裏用了西諺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 ，我奉勸他，對於連 a little knowledge 都沒有的東西，最好還是閉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