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寫過我的主要導師 Barry Stroud ，今天寫另外一個系內的導師，是著名的道德及政治哲學家 Samuel Scheffler 。我的論文寫的是知識論，為何會找一個道德及政治哲學家做導師？那是因為我很佩服 Scheffler 的分析和批評能力，想跟他學習，而且他的哲學知識廣博，不限於道德及政治哲學，絕對有能力當一篇知識論論文的副導師。當然，最重要的是他應承當我的導師，否則我多麼想跟他學習也沒用。

Scheffler 的指導作風和 Stroud 的很不同， Stroud 喜歡從容引導，要你逐漸發現自己的問題出在那裏； Scheffler 則會直指你的錯誤，而且往往一矢中的，可說任何錯誤都逃不過他的法眼。因此，每次到 Scheffler 的辦公室討論我寫的東西時，我都戰戰兢兢，幾乎要深呼吸幾下，鎮定心神，才敢敲他辦公室的門。事實上， Scheffler 對我論文的每一章都有嚴厲的批評，聽時很令我沮喪，但為了應付他的批評，我不得不苦思和修改論文，這是我的進步之源，後來當然知道要感激這位嚴師。

Scheffler 是個好老師，卻不是令人感到親切的那種，因為他總跟人保持一定的距離 （至少對學生是如此） 。不過，有三件事令我覺得跟他接近了一點。第一件是關於他的書 Human Morality 的，這本書沒有他的第一本書 The Rejection of Consequentialism 那麼受重視，有一次我跟他談起，說兩書之中我更喜歡 Human Morality ，從中學到的東西更多，他聽後面有悅色，說他自己也認為 Human Morality 寫得較好，說時有點英雄所見略同的意味。

我當過 Scheffler 的助教，有一次早到了課室十多分鐘，便拿一本書出來看， Scheffler 那天也早到了一點，見我在看書，便隨便問我看的是甚麼；那是 Milan Kundera 出版不久的小說 Slowness ，我正看得趣味盎然，便興奮地向他大力推薦，並說我快看完了，改天可以借給他。下一次上課時我真的把書借給他，他幾天後便還我，說很好看，更主動跟我談論小說的內容，說話時竟沒有平時慣用的老師語氣。

第三件事發生在我當教授之後。那年我任教的大學邀請 Scheffler 來演講，演講在下午舉行，結束後距離晚餐還有個多小時， Scheffler 主動問我可否帶他到校園周圍散步。我們在流經校園的小河旁邊漫步聊天，他問起我的近況，而且不是禮貌上問一下，我聽得出他是真的關心，我講得不清楚的地方他會追問；令我有點感動的，是他最後更直接說很難得這次有機會跟我單獨閒談，並為我生活得愜意而高興。我還是他的學生時，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這樣的話。

Scheffler 在 2008 年離開了任教多年的 Berkeley ，轉到 New York University （其哲學系乃英美數一數二的），那是 Berkeley 的一個重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