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5 月底，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了一次審查中國現代史長期聘任的專案會議。其中有一位候選者首先被歷史系除名，不加考慮。因為據聽過演講的教授報告，這位候選者在一小時之內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 " discourse" 這個流行名詞。哈佛歷史系的人斷定這位學人太過淺薄，是不能指導研究生作切實的文獻研究的。我聽了這番話，感觸很深，覺得西方史學界畢竟還有嚴格的水準。他們還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實實地去讀書的。」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的，是「大體而言，美國學術界還能維持一種實學的傳統，不為新推銷術所動」，和這成對比的，是「這十幾年來，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風吹草動（主要還是從美國轉販的），便有一批中國知識份子興風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於中國書的解讀上面，這不是中西會通，而是隨著外國調子起舞，像被人牽著線的傀儡一樣」。

這個教訓講得準、說得對，不過，故事本身卻有誇張失實之嫌。難道真的有人在那候選者演講期間記錄他用了 " discourse" 這個字多少次？假如故事只是說「很多次」、「無數次」、或「超過幾十次」，表示聽過的人有此印象，那沒有問題；然而，說「一百二十次以上」，實在太準確了，反而 容易讓人覺得是作出來的數。的確，余英時 說那是「據聽過演講的 教授報告」，不是他自己指出的，但他畢竟照樣轉述，仍不免令人懷疑他「文人多大話」。

此外，哈佛歷史系的人應該不會單憑候選者濫用 " discourse" 這個流行名詞便斷定他不夠水準吧！候選者的演講想必還有其他問題，只是余英時大概是為了強調做學問不應只是跟風（他甚至說這是「魔道」），便將實際的情況大大簡化了。

這篇文章可能令人覺得是「文人多大話」的還不只此處，余英時提到清代戴震，說他「不但 十三經 本文全能背誦，而且注也能背誦，只有疏不盡記得」！能背誦十三經已是匪夷所思（單是《左傳》已有三十五卷約十八萬字），說戴震十三經連注都能背誦，不是太誇張了嗎？假如有人問余英時此說有何根據，不知他會怎樣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