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是不會開的了，生死問題很奇怪，比較適宜像我們現在這樣談 --- 一群談得來的人，在路向或性情上有一定程度的相近，不一定要在某個頂定的場合中，即興的，卻可以說得很深入。生死問題，即是關於人生意義和面對死亡的問題， 是要在諸如此類的場合才適宜說的，堂上開課不大適宜。事實上，原初哲學最主要的形式是對話，那些學究式的著作根本是末流。不論是東方的孔子還是西方的蘇格拉底，他們的哲學都是在實際生活中以對話的形式講出來的，我認為這是最適當的講授形式。』

李天命在這裏看來只是輕輕鬆鬆地回答學生的提問，以下我不會字斟句酌，只是討論他的大意，甚至借題發揮一下。

生死和人生意義的問題比較容易就著個人的經歷和處境來考慮，有 personal concern ，這可能會令人覺得討論這些問題適宜面對面（而非單向地寫文章論述）；此外，與談得來或性情路向相近的人討論這些可視為 personal 的問題，的確比較容易暢所欲言，假如因此而談得深入，亦屬自然。然而，是否一定要用這個形式來討論才可深入？那也未必。 Stanford Series in Philosophy 裏有一本文集叫 The Metaphysics of Death ，你看看其中一些寫得較好的文章（例如 Thomas Nagel, Bernard Williams, 和 Jeff McMahan 的），便知道即使是死亡問題，單向論述式的討論也可以是非常深入的。

李天命說「原初哲學最主要的形式是對話」，那是對的，然而，他將哲學對話和「學究式的著作」對比，並指後者為哲學的末流，卻容易令人誤解，以為凡是單向論述式的哲學著作都是學究式的，都是哲學的末流 --- 假若真的如此，那麼西方哲學史裏豈非盡是些末流的東西？李天命自己亦有單向論述式的著作，那豈非也是哲學的末流？

因此，李天命的意思應該只是說單向論述式的哲學著作中，學究式的便是末流；但怎樣才算是學究式的，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學究式」是不是指仔細小心的概念分析和語理分析？如果是，那麼李天命自己的一些著作也相當學究式啊！如果不是，我們大概又要將分析劃分為「仔細恰宜 」 和「繁瑣無當 」 兩類了 --- 繁瑣無當的分析才是學究式的。

可是，仍有一個問題：怎樣的分析才算是繁瑣無當呢？這可不能只看分析的複雜程度，而要將分析放在一個哲學研究的脈絡裏，看它是否有作用；即使有作用，也還須評價那個哲學研究是否重要；要評價一個哲學研究是否重要，則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