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尷尬事當然不少，其中一件卻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覺得特別難以釋懷；難以釋懷，說到底是自我形象的問題。不過，隔了這麼多年，現在只覺往事已矣，也沒甚麼介懷不介懷了，今天寫出來，作為笑談又何妨？

話說我初到 Berkeley 當研究生時，英語仍然講得非常彆腳，不但口音重，也很不流利，簡直是開口維艱；加上我臉皮薄，怕出錯，就更有「難於啟齒」的感覺，所以很少主動跟人交談，結果是惡性循環，英語能力便無甚長進了。

記得那是我在 Berkeley 的第二個學期，鼎鼎大名的哲學家 Hilary Putnam 來演講，那是一系列的演講，他留了好幾天。負責安排他到訪事宜的同學其中一個任務是找人陪他吃午餐（晚餐則一早安排了，出席的都是些重要人物），有一天的午餐他們竟找不夠人「陪客」，剛巧碰到我，便問我有沒有興趣，還說 Bernard Williams 也會去；我還猶豫不決之際，已給兩個也去的研究生半推半拉地「請」去了。

跟兩個這麼有名的哲學家吃飯，是很難得的機會，而且同檯的就只有我和另外那兩個研究生，我應該可以跟 Putnam 和 Williams 傾談傾談。可是，除了自我介紹的那句說話，整個午餐的一個多小時裏，我一句說話也沒有講過！我不出聲，是怕講錯 --- 怕講錯英文，也怕講錯哲學的東西。誰知沉默得越久，便越難開口，而且 Putnam 和 Williams 間中向我投以奇怪的目光，我就更沒有勇氣說話了。Putnam 和 Williams 都談笑風生，那兩個同學也不時答嘴，有說有笑，就只我一個像個傻瓜坐在那裏一聲不響，最多只是陪笑，實在尷尬不已。這一餐真是如坐針氈，食不知味。

Williams 已仙遊，Putnam 和那兩個同學亦不會記得這樁小事，我久久不能忘記，就只因為尷尬的那個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