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我決定去 Berkeley 而不去 Oxford 讀博士，其中一個原因是 Donald Davidson 在 Berkeley 任教。我在港大的碩士論文寫的正是 Davidson 的語言哲學，對他十分佩服，也想進一步了解他的東西，能夠親炙這位重要的哲學家，自然是求之不得了。（另一個我非常佩服的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 半年在 Oxford，半年在 Berkeley，這也是我選擇 Berkeley 的原因。）

到了 Berkeley，我當然有上 Davidson 的課。九十年代初 Davidson 雖已七十多歲，卻仍十分活躍，不斷有論文發表，影響力不減；他是 Berkeley 哲學系的超級巨星，開課座無虛席，不時還有些其他大學的教授來旁聽。Davidson 是一個如何厲害的哲學家，我也不必繼續講下去了，想知道的，在網上很容易找到有關的資料；我想說的，他是令我感到意外和有點失望的一面。

Davidson 原來是一個很接受不了批評的人，他的這一面不容易從他的文章看出（即使是他回應別人批評的文章），要和他面對面交談才感受到。Davidson 對學生一般都和藹可親，可是，假如你當面批評他的哲學，就算你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的研究生，他也可能變面，對你的態度立刻惡劣起來。

我就有過這經驗。我的第一篇期刊論文是在讀碩士時被接納的，內容是指出 Davidson 的理論裏的一個錯誤（更準確地說，是我認為的錯誤），在我到 Berkeley 之後幾個月刊出。當時我十分興奮，趁著正在上 Davidson 的課，便拿著文章去敲他辦公室的門。我先問他幾個問題，他也很有耐心解答和跟我討論，於是我打蛇隨棍上，把期刊論文送他一份，然後解說我在文章裏指出的錯誤。誰知他一聽到我說他錯，竟即時臉露不悅之色，語氣也沒之前友善了。最後他根本沒有用心聽我解說，我也知機，多留了幾分鐘便告辭了，沒趣地。

後來我跟其他研究生談起這事，才知道給 Davidson 這樣對待的不只我一個；大家都不太明白，以他的才識和在哲學界的地位，為何會連學生的善意批評也接受不了。看來，才識高的人，的確可以是器量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