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信差權叔請了病假，幾份合同擱一整天無人派送，秘書Selina 居然若無其事地坐織冷衫。

我問她為何不告訴我沒人派信，她說因為工作太忙沒來得及告訴我。Well, ok ay。那麼有其他方法把合同送過去嗎？ 「還可以有什麼方法？你有眼見，全公司只有兩個信差， 一個annual leave， 另一個sickleave，難道你要我去送信？」Selina 說，然後繼續織冷衫。

跟秘書相處，好過上學讀書，天天令我增廣見聞，讓我明白許多人生道理。譬如說， 「工作態度惡劣」不應被說成八十後的專利，那些五十後、六十後可以惡劣十倍，這叫恃老賣老。又譬如說，世上最惡的往往不是統帥大將軍，而是拿雞毛當令箭的大嬸。

本小姐未見過惡人，但我見過秘書。得罪老闆大不了失去飯碗，但世上還有千千萬萬個飯碗，我Daisy 未驚過。但你知道秘書是什麼人？如果世上有什麼的傳播速度快過光纖，那就是秘書。公司裏誰在搞地下情、誰的Gucci 是減價貨、哪個男同事包二奶、誰的appraisal 被老闆寫花了……Selina 都有本事在電光火石間唱遍全球，把你的私事變成集體回憶。最要命的是，你不知道秘書知道什麼。你的電郵、信件、schedule，她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身為「秘」書，自然知道你很多秘密。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上司Eric 的悲慘遭遇吧：他要秘書在Petrus 訂了張跟一個女banker 吃晚飯，談公事還是私事？

Well，人在做，天在看。但一經秘書的手，就變成「全人類在看」了。當那件事傳到北京和上海office，在北半球繞了一圈再回到我的耳朵，居然變成Eric 為了得到一單生意，搭上一個年近半百的女banker，兩人在酒店餐廳吃完晚飯再到樓上開房！

這不是太過分了嗎？一看就知是無中生有。這傢伙出賣色相會有市場？這種傳言只有白癡才會相信啊。

當然，世上肯定也有盡心盡力的好秘書，但我向來沒有抽獎命，因此我還是必須竭盡所能為秘書服務。過年過節例必給她送禮，也從來不敢麻煩她幫我沖咖啡。
儘管我對秘書好過對我阿媽，但人家未必喜歡有我這樣的女兒。喝進自己肚子的東西，還是由自己經手比較安心吧。


＊                                   ＊                                     ＊

說回我公司的信差權叔，他之所以請病假，是因為跟三萬多人一起逼爆亞洲國際博覽館，去看那由上海世博運來的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權叔在那黑壓壓的人海擠來擠去，爭相拍照，吱吱喳喳。由於場內太過侷促，權叔擠了一會便見頭暈了，又怕自己被抬上白車的照片一旦見報，太沒面子，於是死撐到場館門外，由女婿駕車看醫生去了。

我不懂藝術，但我覺得《清明上河圖》好勁，現在居然能把它製成powerpoint 那般會晃會動，而且還能像projector 那般投影在牆上，真正科技與藝術的結合，勁到無話可說，難怪市民搶票熱烈。報上說，康文署推出六十萬張門票在六天內售罄，後來再加推至十六萬八千張門票，又在一天之內被掃個清光，癱瘓了網上訂票系統，各區售票點更大排長龍。權叔有天送文件到對面街，一去三小時。Selina 說，其中兩小時去了城市電腦售票網排隊。

權叔興致勃勃，山長水遠去到亞洲國際博覽館，只為一睹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風采，不料卻頭暈收場，這未免有點反高潮。老實講，那種擠逼嘈吵的環境，權叔怎會習慣？他在我們law firm 當了二十年信差，一直養尊處優，出入中環高級商廈，送一份文件去對面街會用上一個小時，Selina 說其中四十五分鐘用來在中環著名的「蛇竇」喝茶，而我們就坐呆等那份十萬火急的文件。急得發慌了，致電問他何時送到，他說： 「王律師，過紅綠燈都要等啦。」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權叔對我已經非常客氣，不知是否因為我每逢過年都會給他一封大利是。Ka tie 就曾經得到這樣的答覆： 「你自己送吧。」另有一次，Emma 問權叔能否略為加快一點腳步，客人都有微言了。權叔默不作聲。第二天，他向人事部投訴Emma，指她定下不合理的工作要求，對低下層職員態度囂張。權叔還喃喃說自己讀得書少，這輩子沒什麼本事，早已習慣被人看不起。

其實Emma是個很單純的人，因為文件趕急，所以她致電權叔，就是這麼簡單。她知道權叔到人事部說了那番話以後，躲進洗手間哭了起來。 「Daisy，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啊，我沒有看不起他……」我很明白Emma 的感受，那是一種有理說不清的委屈，有口難言。我用紙巾替她印乾眼淚，要她補厚一點妝把淚痕掩蓋，馬上就要趕去開draftingmeeting 了。流淚，對我們來說太過奢侈。

我在其他公司見過的信差，不知多麼盡責。他們要走的路比權叔遠得多，好天曬落雨淋，有時要送的文件又重又多，身體處處勞損，卻還是盡心盡力把工作辦妥。我想，在速遞公司工作肯定更辛苦吧，不像權叔，跑得再遠也從不超出中環的範圍，薪水和工作的穩定性，也教速遞公司的員工望塵莫及。從前我常在中環看見一個速遞員，肩上掛沉甸甸的袋子，一拐一拐地走過干諾道中。看他的背影，想到一個不良於行的人靠一雙腳來謀生，是何等諷刺。

天下間有那麼多盡心盡力的信差，究竟我們公司出了什麼問題呢？我們這間la w firm 可以對一個律師手起刀落，但對一個信差，卻又可以容忍足足二十年。不要問我為什麼，人事部的運作比飛機的黑盒還要神秘。

Selina 也不喜歡權叔，她和其他秘書都擁護另一個青靚白淨的年輕信差。她甚至去人事部打權叔的小報告，為了她這項義舉，我們一班律師還特地請她吃了一頓和牛自助餐。但權叔還是屹立不倒。Selina 到人事部打聽過，公司為了表現「關愛」形象，主張厚待弱勢社群。無論他們的工作表現如何惡劣，只要沒有犯法，都會隻眼開隻眼閉。面對權叔，我有時會感到迷茫——究竟誰是「弱勢社群」？那界線一下子變得十分模糊。對於公司主張包容權叔，Selina 憤憤不平。可公司不是也包容她嗎？

權叔看完《清明上河圖》見頭暈請了病假，Selina 又沒有象會請courier，而那份合同十萬火急。Fine，我來送。與其浪費時間跟Selina 糾纏，倒不如靠自己來解決問題。我常聽到很多人說： 「這超出了我的工作範圍。」現代人都很在乎自己的權利，愈來愈少人關心工作中更重要的三個字——Getthings done。送信當然也超出了律師的工作範圍，但假如沒有其他人願意送，而合同必須在當日四時之前送到，請問我應該期望Selina 大發慈悲，還是應該坐祈禱？我拿起合同，駕上墨鏡，當信差去了，相信小妹去洗廁所的日子也不遠矣。 （撰文：王迪詩／逢星期六刊於《信報》 https://world-of-daisy.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