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關村苦戰三日三夜，雙方終於簽妥這單PE deal。北京那班三十出頭的IT才俊，有本事從私募基金那裡弄來八億現款，難怪笑得比陳四萬還燦爛。
年輕才俊正在內地商界叱吒風雲。創造「阿里巴巴」神話的馬雲才四十三歲；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標榜年輕；克林頓四十七歲就成為美國總統。只有我們香港，將近五十歲的民主黨人還被稱為「少壯派」！

事實上，「少壯派」不僅存在於民主黨，還充斥香港的各行各業。社會上的領導席位被生於五、六十年代，現年四、五十歲的一輩所壟斷。他們成長於香港遍地都是機會的時候，受惠於香港經濟騰飛和祖國開放的勢頭，稍為識兩個字就可以上位。當他們今天安逸地坐擁權力和財富，做牛做馬的卻是現在二、三十歲的一群。

香港是「老餅」的天下。他們指手劃腳，實務工作卻全由年輕人包辦。今天的香港是由三十歲的一代撐起來的，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當這代人全部死掉，香港就會完全喪失競爭力。「少壯派」之死，也就是「香港之死」。

「老餅」霸住個位死命不放，待我們這一輩終於挨出頭來，都差不多是時候入土為安。香港的上位之路，由鬥實力變成一個鬥長命的遊戲。結果，年輕人的創新意念、冒險精神與衝勁魄力，通通得不到發揮。說得明白一點，「老餅」阻住個地球轉，一步步將香港推入墳墓！
這並非危言聳聽，日本正是因為「老餅」當道而招致大禍。耶魯大學校長Professor Richard Levin發現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僵化，什麼都論資排輩。一個四十歲的世界級科學家也得仰人鼻息，因為撥款全掌握在六十五歲的阿伯手上！相反，能者居之的美式文化推動了美國的創意工業。「如果蘋果電腦、微軟和Google都是日本的企業，她還會面臨始自九十年代的衰退嗎？」教授一語道破。因此，他認為日本衰退的表面原因是企業負債與金融市場崩圍，但更核心的問題是日本人無法隨資訊革命起舞，因而在知識型經濟中被美國大幅拋離。

偉大的祖國有遠見，在「十一五規劃」中強調「自主創新」。但香港卻在走日本的舊路。回歸十年，除了急於認祖歸宗和去英國化，我看不到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有任何創新之處。不肯創新的城市注定死路一條。

為了解釋香港何以不斷走下坡，「老餅」於是搬出種種「威脅論」。上海、澳門、新加坡通通都是「威脅」。這種「妄想被迫害症」，令香港在推動民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都畏首畏尾。年輕人是不信什麼「威脅論」的。對我來說，從來只有我威脅人，沒有人威脅我。大不了痛痛快快打一場，怕什麼？

「老餅」也許忘了一點：生於七十年代的一輩雖沒見過六七暴動，但我們見過六四、見過回歸、見過沙士。我們不像九十年代出生的孩子，每天在電視上播一次國歌就被洗腦。你們所幹的勾當，我們心裡有數。

「Daisy，挨義氣啦，你知我遲早都會升你。」上司每次加重我的工作，都會機械式地重覆這句話。其實你是老闆，你只要吩咐一句我就要做。何必跟我說那堆廢話？有次我皮笑肉不笑地回敬他一句：「嘩！你『遲早』會升我？真是高興死了。」反正升職無望，命就得一條，你有本事的話大可以把我炒掉。

曾特首的「黃金十年」同樣動聽，卻與我無關。那只是一小撮人的「黃金十年」，沒有我的份兒。現今的香港讓年輕人出人頭地的機會少得可憐；但與此同時，社會對年輕一輩的要求卻不斷提高。譬如說，如果普通話只有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水平，那就不要奢望會有哪間公司願意請你。

香港社會的upward mobility仍在，但今日的年輕一輩，必須比上一代付出十倍努力，再加上百倍運氣，才有出人頭地的一天，否則就只能一輩子當奴才。我能夠做的，就是「作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前途。」想不到，最後竟是毛澤東這句話最能表達我的心聲。看來我應該認真考慮發動「階級鬥爭」了。 （撰文：王迪詩／逢星期六刊於《信報》 https://daisy-lancashire.blogspo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