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負所得稅解決「在職貧窮」
由 最低工資立法引起勞資爭拗和矛盾加劇，昨天到政府總部遊行的工人，要求政府盡快立法，並把最低工資水平訂於時薪三十三元，但這訴求顯然會遭受僱主一方反 對。事實上，靠最低工資立法並不能解決「在職貧窮」問題，立法只會令最需要援助的老弱工人生計更為艱難，甚至連就業機會都遭受剝奪。面對社會貧富分配不均 的殘酷現實，我們認為，政府應該認真考慮，透過所得稅的機制改善社會資源分配的矛盾， 協助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走出「在職貧窮」的困境。
最低工資立法 帶來不良後果，西方經濟學家做了不少研究論證。本來，立法的原意，是希望使貧窮的勞動力得到起碼的收入，但 效果卻適得其反，最需要援助 的老弱的工人，偏偏陷入更糟的境況，因為他們很難在勞動力市場找到就業機會。 事實上，在經濟擴張期，勞動力市場以「賣方」為主，僱主一方在「利潤與銷售掛 鈎」的前提考慮下，對勞方的薪酬要求，會勉強接受，雙方的矛盾還相對容易解決。然而在經濟收縮期，勞動力市場以「買方」為主，僱主一方在「利潤與成本掛 鈎」的前提下，很快大刀闊斧裁員減薪，勞動力在這艱難時期，生計變得雪上加霜，而最低工資立法便成為老弱一群工人的「催命符」。這顯然不是社會希望看見的 後果。
已故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提出「負所得稅」的構想，是透過所得稅機制來解決「在職貧窮」問題，並且讓受助的人還保持自食其力、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激勵。這個方 法的基本思路並不複雜， 原理是透過稅收機制，補貼窮人的收入 ，而補貼的數額，就是窮人未曾使用的所得稅「減免份額」部分。 舉例來說，假設四口之家有五萬元 的稅收減免 ，如果這個家庭的稅前收入為五萬元，便分毫不用交稅。若收入高於五萬元，扣除這免稅額後，便需按收入以應繳的稅率納稅。
但如果收入只得四萬元，則一萬元之數便成為「負應納稅收入」。 在目前的稅制下，這筆未使用的「稅收減免」，對窮人完全沒有任何好處，然而在負所得稅 制度下，貧窮的家庭將可得到按稅率計算的補助，補助金額則按所定的稅率計算；而負稅率的釐定，則可考慮香港的情況分級和向下累進，使愈貧窮的人愈能得到生 活所需的資源和協助。
可以說， 負所得稅制度既可確保最低收入，同時亦可避免福利制度的若干缺陷，因為援助的標準，是以「收入匱乏」為圭臬，這可以在申報表中清楚反映，而 非以老年、殘疾、單親或失業等作給予援助的准則 ，雖然這些特徵經常與貧窮分不開。目前綜援計劃所暴露的問題，是援助資金的分配準則和機制容易受到濫用，一 些老老實實的窮人往往未能得到及時的救濟，反而狡詐的人得到更多和逾份的金額援助，甚至有領取「綜援」勝過工作的想法，完全依賴政府救濟，弊端叢生。當 然，亦有 不少窮人自食其力，千辛萬苦工作 ，唯恐領取「綜援」的標籤令子女抬不起頭來。
向窮人源源免費供應魚食，與停止救濟，只教導窮人去釣魚覓食，做法同樣帶有極端性。負所得稅其中一個優點，是透過貨幣的形式，並以「收入」的客觀準 則、不以人格為標準向需要者提供支援，這樣一來，窮困的人在貧乏之時得到援助，同時亦負起自己可承擔的福利狀況責任，保留自食其力的習慣和行為。如今貧富 不均局面激發社會矛盾盪漾，勞資衝突加深，而最低工資立法，只會把最需要援助的人推向更艱難的境地，遭勞動力市場「弱肉強食」。因此，要真正解決問題，透 過稅收制度入手，不失為可行之策，值得政府認真考慮。
最低工資立法 帶來不良後果，西方經濟學家做了不少研究論證。本來，立法的原意，是希望使貧窮的勞動力得到起碼的收入，但 效果卻適得其反，最需要援助 的老弱的工人，偏偏陷入更糟的境況，因為他們很難在勞動力市場找到就業機會。 事實上，在經濟擴張期，勞動力市場以「賣方」為主，僱主一方在「利潤與銷售掛 鈎」的前提考慮下，對勞方的薪酬要求，會勉強接受，雙方的矛盾還相對容易解決。然而在經濟收縮期，勞動力市場以「買方」為主，僱主一方在「利潤與成本掛 鈎」的前提下，很快大刀闊斧裁員減薪，勞動力在這艱難時期，生計變得雪上加霜，而最低工資立法便成為老弱一群工人的「催命符」。這顯然不是社會希望看見的 後果。
已故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所提出「負所得稅」的構想，是透過所得稅機制來解決「在職貧窮」問題，並且讓受助的人還保持自食其力、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激勵。這個方 法的基本思路並不複雜， 原理是透過稅收機制，補貼窮人的收入 ，而補貼的數額，就是窮人未曾使用的所得稅「減免份額」部分。 舉例來說，假設四口之家有五萬元 的稅收減免 ，如果這個家庭的稅前收入為五萬元，便分毫不用交稅。若收入高於五萬元，扣除這免稅額後，便需按收入以應繳的稅率納稅。
但如果收入只得四萬元，則一萬元之數便成為「負應納稅收入」。 在目前的稅制下，這筆未使用的「稅收減免」，對窮人完全沒有任何好處，然而在負所得稅 制度下，貧窮的家庭將可得到按稅率計算的補助，補助金額則按所定的稅率計算；而負稅率的釐定，則可考慮香港的情況分級和向下累進，使愈貧窮的人愈能得到生 活所需的資源和協助。
可以說， 負所得稅制度既可確保最低收入，同時亦可避免福利制度的若干缺陷，因為援助的標準，是以「收入匱乏」為圭臬，這可以在申報表中清楚反映，而 非以老年、殘疾、單親或失業等作給予援助的准則 ，雖然這些特徵經常與貧窮分不開。目前綜援計劃所暴露的問題，是援助資金的分配準則和機制容易受到濫用，一 些老老實實的窮人往往未能得到及時的救濟，反而狡詐的人得到更多和逾份的金額援助，甚至有領取「綜援」勝過工作的想法，完全依賴政府救濟，弊端叢生。當 然，亦有 不少窮人自食其力，千辛萬苦工作 ，唯恐領取「綜援」的標籤令子女抬不起頭來。
向窮人源源免費供應魚食，與停止救濟，只教導窮人去釣魚覓食，做法同樣帶有極端性。負所得稅其中一個優點，是透過貨幣的形式，並以「收入」的客觀準 則、不以人格為標準向需要者提供支援，這樣一來，窮困的人在貧乏之時得到援助，同時亦負起自己可承擔的福利狀況責任，保留自食其力的習慣和行為。如今貧富 不均局面激發社會矛盾盪漾，勞資衝突加深，而最低工資立法，只會把最需要援助的人推向更艱難的境地，遭勞動力市場「弱肉強食」。因此，要真正解決問題，透 過稅收制度入手，不失為可行之策，值得政府認真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