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篇文章看完吧。這應該是有關的最後一篇長文了。）

因為早起，我在晚上九時多睡去了。原來就在差不多的時候， 學聯週年大會通過了不義的修章 ，將八樓的自主性完全抹殺，代表會主席黎震傑在點完票後，加多句「得左！」就大夥兒去食pizza了。 跳樑小丑如杜偉傑則在家歡慶若此。

修章通過，八樓便宣佈自治。 pat打來，說他們在八樓開party。我打電話到各個在場人士處打聽情況。

自治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真的很難想像自治。我們這些香港人，從一個政府手裡交到另一個政府手裡，從來沒有想像過自治。我們沒有這樣的想像框架。據我的理解，自治是包括自立憲章，與權力建制堅決對立，但不自其視野撤離。自治不是退縮到「自己」，而是向外爭取更高的道德高地、或者說是話語權，但因為建制位置已經被取消，所以一切會更加艱難。換言之原本的各種社會支援工作要繼續做，要做得更好，否則人家會質疑你自治是否為了苟安或撈油水；不過就算做了，就算你的所有經費都由自己夾的，人家還是可以質疑你苟安或者撈油水。

自治其實一點也不好玩，或者說，好玩，但一點也不舒服。你看過墨西哥原住民運動查巴達遊擊隊的慶祝典禮嗎？一車一車的人到深山裡跳舞，非常快樂—— 但即使是跳舞，也是蒙著面的。自治是在巨大的威脅裡，激烈地行動。 與威脅，休戚與共。 八樓，總是把自己擺到這麼前線、而無路可退。

總是有這樣的聲音：這麼艱難，八樓又不是沒別的選擇，不如乾脆放棄學聯吧，八樓一定可以做得比學聯更好。多番與人討論後，我不敢說我不同意這種想法。但我會這樣問：

「設若有一單舊屋清拆，很難得到大眾同情和媒體報導，街坊死守又盞手尾長，你可以對街坊說出「不如走啦」的話嗎？我就是說不出，並對許多輕易說出口的人感到訝異。」

答者曰：「如果我覺得街坊有另一些合理的出路，而死守卻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甚至不必要地危及自己的生命時，我真的會說「不如走啦」。當然，用舊屋清拆的例子不一定好，因為很多時候街坊真的沒有出路。」

是的，我真的認為答者所說不是不明智，也不是不善意。只是我，始終說不出。 作為事件中的主體，應該自行選擇，旁邊的人則是支援、加入成為其一份子，甚至應該鼓勵他們自行選擇——這是八樓一向的信念， 他們只會比我更堅決一百倍。八樓一向被認為無策略性考慮，但其雷氣則誰也不能否定。只是，在講究策略的社運界，會撐八樓到底的人，也就少了。這是「策略性考慮」的錯嗎？斷乎不是。

在整個事件裡，我都被認為是一個「八樓的人」了。其實我一直都刻意表示我與他們的不同——他們會說「八樓裡有很多人，不能一概而論」，但我連這點都與他們不同——我不介意被歷史粗暴地分類為「八樓的人」。只是，他們所通過了的心理關口我始終滯留，因為憂慮難解心情沉重，連party都沒去，在家裡寫不出《字花》的文章，無論如何無法入睡，流不出眼淚，其實我連齊澤克也看不進去。這個時候我應該打《天下霸圖》，但我不願意自己在艱難之時扭過臉去。

對杭謝爾來說，什麼是嚴格意義下的政治？這種現象在歷史上首先出現於古希臘，當時，市民（demos）的成員（那些在社會空間中沒有穩固限定位置的人）不 僅要求自己的聲音（反對掌權者、反對那些對社會施以控制的人）能夠被聽見——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抗議自己所遭受的錯誤（le tort）、希望聲音被聽見、希望能夠被肯認、被含納進公共領域、和統治寡頭與貴族平起平坐——，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這些在社會空間中沒有固定位置的 人，甚至將自己呈現為社會整體與普遍性的代表及替代[「我們」——這些『無足輕重』的人、不被秩序承認的人——即是人民，我們就是全部（ALL），針鋒相 對於那些只代表自己特殊利益的人」]。簡言之，政治衝突所指的是結構化社會體之內的緊張關係，在其中，每個部分都有其位置，而「不是部分的部分」（the part of no part）則基於普遍性的空白原則——即巴利巴所謂的平等自由（egaliberte），即所有作為發言主體的人的原則性平等——來動搖這個秩序。

——齊澤克：《神經質主體》，頁262-263。

而問題是這樣：如果有人真的這樣做了，我們對之的態度實際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