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見此

暉：

你說的話我並不完全反對。確然很多人都將韓農想像成受難者，好像他們不是受難者，或者有更苦的受難者，韓農就不值得支持。不過，我認為你也是抱持這種邏輯的人。否則，你發現中國農民比韓國農民更慘，那又怎麼樣呢？你不為華農流淚又為何影響你對韓農流淚？一個人不為未見到的事流淚，當然也有不甚高貴的面向，但這並不是能指向「我們不要對所見到的流淚」。

中國農民的旗幟也有出現在反世貿的隊伍中（雖然他們不能來），要求取消補貼的東南亞示威者與反對取消補貼的韓國示威者一起抗爭，一起在告士打道。為什麼他們不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

你說了一句很好的話：「焦點並沒有更多地放在世貿上」。是的，最懂得服從建制的香港人，我們其實不懂得將「建制」所發揮的影響計算在現實之中。有些人（有的是蔽於所學，有的出於惡意，你看來並非其中之一）不斷強調，抗爭者群體中的利益衝突，例如華農和韓農是競爭對手。這裡就是忽略了世貿這個巨大建制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而將人民置於人民的對立面。其實，是世貿這個口稱「一體化」來表現「公平」、而其實是為發達國和資本家服務的組織作為中介（也包括不發達國中犧牲人民利益的政府和資本家）。 一個國家的經濟、土地、發展等等政策，不就其原本國家狀況、人民意願來制訂，卻被置於遙遠尊貴封閉的會議室中，與不知厭饗的資本家在抽象的「公平」線上統一制訂，是這些把人民迫到絕處。

而身處抗爭之中的人民會知道誰是劊子手，誰是同伴。他們叫的不是「韓國取消大米進口限制」，而是 「世貿不要碰農業！」（argiculture out of wto！） 不是「我們的貨物不該標這麼高的價」，而是 「世界不容變賣！」（world is not sale！） 不是「我們的利益先於你們的利益」，而是 「人民先於利益！」（people before profit！）

與 世貿中警察是否可恥的問題一樣，能夠同時看得到建制（世貿／代表港府的警方）和活生生的人（警員）的是習於鬥爭衝突的抗爭者，而不是建制工具，也不是一些慣常把「人性」、「人」的關懷掛在口邊的泛道德論者 。（我不是指你，只是借題發揮。）泛道德論者在抗爭層面經常handicape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哭的問題，依我所見，你想哭的原因和熊一豆所說的哭並非同一個問題。 作為一個同樣經常被鼓聲激動的人我會說，我們那麼容易被集體和鼓聲影響，是因為我們習慣於離散，而又脆弱，一旦受到激盪人心的感官衝擊，就無法好好思考。改善這種情況的辦法，不是遠離它們，而是置身其中，竭力尋找到同時激動和思考的方法。因為單是遠離，無法改變脆弱的根本體質。

要找「堅信的理由」，其實很容易吧。華農的例子，其實應該是在說受苦者之多超越想像，而不是沒有受苦的人吧。為何對韓農的同情不能成為你對華農的支持的前景脈絡，and vice versa？無論是韓農還是華農，他們都不希望你會放棄反對世貿。我們沒有理由無力，我們應該自己尋找原因、尋找位置。

（另外，在這裡又長篇回應了別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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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分析世貿的時候， 我們不能囿於國與國的關係，相反，必須看到階級與階級的關係並用這個視野去重新審核國與國關係 。從這個前提出發，我們的邏輯結論就自然是既反對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通過世貿剝削第三世界勞動人民，但同樣反對第三世界資產階級為增加出口而犧牲自然環境及勞動人民利益—不論他們是第三世界還是發達國的勞動人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人民有權要求發達國停止剝削並給予種種無私援助，但沒有理由尾隨其資產階級政府之後去挑戰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一切國家的種種合理標準。[...]

「中、港、台的人勞動人民現在要急起直追，加深了解世貿及自由貿易的本質，並鮮明地反對他們。但另類選擇又何在？我們認為前途不在於回到閉關自守的方向。今天社會化大生產已經使各國融為一體，根本不可能回到自給經濟。不論是『一國社會主義』還是『一國資本主義』都是同樣反動的空想。外國有人主張一種『從下而上的全球化』，意思是爭取這樣一種國際新秩序： 國際分工與貿易一體化一定要經由各國勞動人民民主決定；一體化的標準應當是現實中最高的保護環境、工農、衛生的標準看齊；落後國家的勞動人民要充份掌握經濟自主權，在關係民生的重要社會部門，例如食水、公共醫療及教育等等，要保留限制國際貿易的自由；發達國家無私援助第三世界等等。 」

——《不容一切變買賣》，頁103-105。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年12月。


與大部分有關世貿的紀錄片、書籍一樣，看過了《不容一切變買賣》裡的資料和評論，都讓人有點後悔——為何當初反世貿不反得再激烈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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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宇凡、陳泰著：《不容一切變買賣》，新苗出版社，2005。旺角文星那幢書店大廈裡，9樓新思維書店有售。可能很多人都已買了，但我昨天才買到。學生報搞（理論化）世貿專號的朋友，可以比較一下自己所做和別人所做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