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電影節，看了一部關於台灣電影史的紀錄片（好像《白鴿日記——回想台灣新電影》，可憐我連它的link都找不到），當然如常遲到，只看了半齣，且頭昏昏的。裡面回顧台灣新浪潮時期，說到那時的興旺：電影人之間都是認識的，經常聚在小茶樓裡，非常尖銳地對對方的作品給予意見，感情又和洽，報上天天有具啟發性的評論。被訪的電影人說，我們那時真的非常快樂，但我們沒想到會弄成今天的地步。昏昏然我眼眶發熱，何事如此傷感？這種傷感何以類似追悔、而這種追悔好像針對台灣電影特強的在地關懷取向？主觀鏡頭步移進入片庫，以緩鏡拍攝那些年代久遠的膠片，它們有的被非常隨便地攤放在地上，而且片庫裡溫度太高，容易損壞。那時台灣電影已經變成年產11部了。那年電影節也播映了該年金馬獎的最佳影片，台灣導演張作驥的《美麗時光》。《美麗時光》裡面有一條小巷，小偉一直幻想在小巷的盡頭會有神奇的事發生，他可以接觸外面的世界，他站在小巷的一端，望著另一邊的盡頭，無限的不被描述的美麗的夢想，年輕的臉無比純淨。而就以這樣的姿態他迎來了小巷盡頭，好友小傑被黑幫尋仇砍殺的結果。

嚴格來說，我不願意接受上述陳述裡含的所謂「夢想」與「現實」的劃分方式。但我也不願傷害那種傷感。是以對於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的「港化」、向外國投資者的頻頻招手，我願意保持沉默，僅僅因為我無權代他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