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在李國章時代已經提出「亞洲第一」的宏願，北大當然是中大心目中的假想敵之一。前任崇基院長李沛良便將中大荷花池命名為「未名湖」，明言中大「未名湖」與北大「未圓湖」比肩。可是，在最近的中大英語化事件上，中大與北大的距離最是一目了然。

年前北大曾推動「校園改革」，修訂教職員的聘用條例，在校園內外引起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中央台也曾採訪過有關事件。聘用條例的問題聽來帶點銅臭，所以不值得注意？北大有學生逕言：「北大校園裡沒小事！」推動改革的北大校長對此言表示認同，傳媒報導時亦多次引用此語。

相反，最近中大更改教學語言政策，引發校園內外不滿，校方卻一再盡力將事件「低調進行」：
事前諮詢如落花著地無聲；政策通過後引來強烈質疑，則聲稱需要更改教學語言的課程只有3-4%，數量稀少，並無重大影響。希望將事件淡化的除了中大校方之外，中大某些校友兼校董如香樹輝、王維基等，亦不斷宣傳「更改教學語言只是行政問題」。而現於科大教書的中大校友黎德怡，則稱無論中大「國際化」背後真正的目的為何，對大學的形象和實質都好多於壞。在這些論調中，中大的英語化，都不過是小事一樁，不值得追問。

「北大校園裡沒小事！」這句話在香港大專教育界中人聽來，也許接近五雷轟頂——因為它表現了說話者作為大學中人的自重自尊，對公共討論的重視，扣連知識與身邊事務的熱心；它還隱含了一幅大學與社會之間互存信任的圖景：說話者相信社會願意聆聽和了解大學所關心的事情，社會與大學是相連的。而這些對說話者來說理所當然的一切一切，在香港的大專教育界看來，竟然是那麼遙不可及。


「3%」：一劑啞藥


當中大校方聲稱只有3-4%的課程需由中文教授轉為英文教授後，社會對事件的關注似乎就開始減弱。似乎3%這個數字，確乎讓人覺得中大英語化，無話可說。不過，我們怎麼會相信，大學教育問題可用數字概括？如果照這種數字思維來想，科大最高收生成績學系之一的環球商業管理學系可算微不足道了，它一年只收20餘位學生，佔科大全校收生人數不足百分之一，那麼把這個學系關閉，對大學幾乎毫無影響。

3%之所以是一劑危險的啞藥，就是因為它遮蔽了學科知識之間的差異，學科與學習者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中大的教學語言問題是必須討論的，而且必須非常細緻地討論，因為嚴格來說，即使同一學系，不同課程所背負的使命都不同，因此對教學語言的考慮亦自然不同。考慮該以何種語言教授一個課程，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生動程度和學生參與程度之外，起碼還有幾個向度。例如，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教授多年前便已指出，在處理複雜的抽象思維的能力方面，第二語言是永遠都不能代替第一語言的。又例如，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教育學者蔡寶琼指出，中文是香港人參與社會、討論時事的主要語言，以中文教授較能觸碰到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學生深層的價值觀，也令課堂與社會之間的距離不那麼遙遠；相反以英文為主的學習環境，很可能會令學生對社會有疏離感。

曾經以英文學習和教授的蔡寶琼還說，她在教授有關「性教育」的課程時，堅持使用中文來面對本地學生，因為性別、性態這些問題深植於每個人的成長經歷和深層思維之中，以英文教授會無法接觸到同學思維中最潛在的假設——教師講「陰道」和「vagina」，對聽者所造成的思想衝擊根本是兩回事。

我不敢說蔡寶琼這種考慮是唯一合理的，但作為對大學教育的考慮，起碼交出這樣程度的思考，才算是合理的。令人慨嘆的是，推行「國際化」政策的人，卻總是似乎想大事化小，討論愈少愈好。

3%本來只是一個數字，數字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是以證據的方式，為討論提供輔助，讓討論更有基礎地進行下去。但是中大校方提供的這個數字，它欠缺所有調查數字都有的可信性基礎，那就是：它是怎麼算出來的。但它卻是中大校方停止討論的有效藥劑。3%本不應是個如此奏效的宣傳策略，它現在大收奇效，只怕是我們的社會也太習慣於看見數字便停止反問了。



「行政問題」：令人盲目的招牌


除了數字之外，另一個將英語化事件講成「小事」的手段便是「行政問題」的論調。「行政」這個招牌的意思就是，我的行為是中性的和必須的，所以無須討論了。這種論調全力迴避語言背後的意識型態問題，巴不得把一切用「大勢所趨」四個字匆匆帶過。而恰恰是這種將語言問題去意識型態化的思想，會令「國際化」徹底失敗。

中國翻譯學者孫歌曾批判當今中國大陸的外語教學，過於偏重語法和語音訓練，而忽略了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問題。他認為這種教學將語言視為透明的載體工具，結果只能教會學生「識別」，而非「理解」。所以學生認為語言只與技術手段和生產工具有關，而對語言背後及自身所處位置的複雜問題完全盲目。孫歌一矢中的地指出：假若「外國研究」是在這種簡化基礎上建立的，就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外語教學與研究不能審視所處的文化位置的複雜性，進而不能擁有單語文化視角所不具備的思想生產能力——那麼雙語教學與研究所憑借的立場，就僅僅是對母語文化立場（甚至僅僅是意識形態立場）或者是另一種文化立場的簡單複製，即拙劣的鸚鵡學舌。「當今外語教學最易培養兩類型的學者︰要麼是毫無頭腦鸚鵡學舌的文化買辦，要麼是極端而簡單的民族主義者，就是因為它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何處？』」孫歌的深刻批判令我們悚然，是因為它竟然也如此切中香港的要害。

也就是說，如果學習者習慣了把語言視為純粹的工具，那麼就算引入了外語教學（或者如中大校方所說「雙語教學政策不變」），而不能審視語言使用者的位置、語言與意識形態之深刻關聯、語言與語言之間的權力關係，那麼理想中的多元文化、開放視野，就依舊遙不可及。沒有視野的「國際化」，只會是沒頭沒腦地被強勢文化吞噬。

香港在解除殖民統治之後，殖民者的語言卻一直在社會上佔著高位，如此狀況本來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而香港一直以來身處多種語言和多種權力關係之接壤處，產生了複雜多姿的混雜文化。彈丸之地的香港一直被世界學術界注意，部分原因也在於此。著名後殖民學者斯皮瓦克（Spivak）數年前曾應邀到科大任教一年，據她說來香港是為了，學粵語。李歐梵教授亦多次對香港的文化表示極為欣賞。令人感傷的是，是我們的大學領導層，銳意把香港的語言、文化和教育問題簡化為數字、行政、「小事」，想方設法讓討論結束，社會閉口。許多有識之士在今次事件上，較同情反對「偽國際化」的學生，也可能是因為到目前為止，具啟發性的討論、及僅有的討論空間，都是由反對派開拓出來的。據說事件曝光以來，國內國外有不少教授寄書籍到中大學生會，希望交流。道理很簡單，對大學中人而言，最能提昇大學形象的，是討論的誠意和水準。





其實中大這次更改語言政策，若能主動引發高層次的討論，表現出高等學府應有的胸襟，未嘗不是一次令中大增光的行為。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大校方一直拒絕公開討論和諮詢，以致有教授受制於強權又不甘沉默，要以筆名撰文，在報章抨擊大學黑箱作業，欠缺開誠與尊重。至於公開討論的誠意，中大表現得比中學教育界猶有不如。如果大學的使命包括推動民主，包括讓思想、知識溝通互融，中大校方還有什麼面目面對國際學術界？

而最令人矯舌不下的是，是有任教於大學的人也走出來說，對大學的宣傳有好處的口號，就不必追問。這樣說來，香港的大學裡沒大事，大學只要確保得到資助就可以了，別的管他作甚？真正令我們的大學矮化的，就是這種拒絕追問的態度。










引文出處——
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