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聯邦議院發表的簡短演講進行到一半時，張亞博開始強忍淚水。
張亞博曾在新疆當了九年警察，是中國對該地區維吾爾人口實施監視、拘禁和思想灌輸 運動 的執行者。在這場運動的最高潮，據估計有100萬維吾爾及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被關押在 拘禁營 中。
數以萬計的警察在新疆執行中國的國家壓迫政策，但張亞博是極少數站出來發聲的人之一。今年6月，站在德國議員和人權活動人士面前，他將新疆描述為一座被「鐵壁」包圍的巨大監獄。「那堵牆不僅囚禁了無數無辜的維吾爾人，」他說，「也囚禁了那些奉命執行者們的靈魂。」
張亞博講述了在中國安全機構工作面臨的壓力：無休止的倒班、睡在辦公室，以及對受罰的持續恐懼。他說，自去年夏天他在德國申請庇護後，中國當局凍結了他的銀行帳戶，給他貼上了叛徒的標籤，並騷擾他的家人。
他後來告訴我，在演講結束時，他哭得「像個孩子」。他匆忙離開了房間，沒有再回來。
「他身上背負的所有壓力、所有恐懼、所有情緒」似乎都在那一刻爆發了，出席了張亞博演講的新疆問題專家鄭國恩(Adrian Zenz)說。「就像一座擋住巨量洪水的大壩決堤了一樣。」
張亞博對他在新疆經歷的描述印證了長期以來有關中國共產黨殘酷鎮壓維吾爾人的記錄，也為這一記錄增添了細節和內部視角。這也揭示出，在協助執行這些鎮壓政策的過程中，一個追求社會地位提升的普通人會得到什麼，又會失去什麼。
張亞博提供了關於其服役歷史的大量文件證明，包括他的警察身份證明、工資和社會保障記錄的複印件，以及他在審訊和政治宣傳會議上的照片。但我無法確切證實他在新疆到底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我只能依賴於他的敘述，而且他可能還有所隱瞞。
中國政府否認在新疆侵犯人權，稱這些營地是為打擊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而設立的職業培訓中心。中國政府表示這些中心已於2019年關閉。
鑒於中國有報複流亡公民的記錄，張亞博站出來指證不公展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但他所尋求的不僅僅是讚譽，他希望自己也能被承認為受害者——一個他參與了近十年的國家機器的受害者。
對張亞博來說，搬到新疆、隨後加入當地警察隊伍為他提供了一條往上爬的出路。他1986年出生於一個貧困的漢族農村家庭，生活在河南省中部的一個村莊裡，那裡直到他八歲時才通上電。他於2006年前往新疆讀大學，畢業後留在一所鄉村小學教數學。他與一位來自老家省份的女子結婚，兩人於2011年生下一個兒子。
2014年底，為了獲得更高的薪酬，他辭去教職，到和田地區的一家拘禁中心擔任看守，和田地區約90%的人口是維吾爾族。他的月薪從當老師時的約400美元漲到了約650美元。
他說，近兩年裡，他的職責包括監控錄像、分發食物和藥品，以及收集被拘禁者（其中大多數是維吾爾人）的罪證。他聽到過審訊室裡傳出的尖叫聲，看到過被拘禁者遭到毆打和被剝奪睡眠。去提審被拘禁者時，他有時會發現打斷的警棍。他說，在當時，他接受了政府的說法，認為那些被審訊的人都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
為了尋求更高的薪水和更高的社會地位，張亞博參加了公務員考試，在2016年底正式加入警察隊伍，當時北京正準備加強在新疆的大規模拘禁運動。他說，他為自己的制服感到自豪，並且他的月薪增加到了約900美元。
2017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任黨委書記陳全國呼籲發起一場「粉碎性打擊、毀滅性打擊」。根據 洩漏的政府文件 ，這包括拘留任何表現出宗教激進主義或反政府觀點「癥狀」的人。這些癥狀可能包括留長鬍須、學習阿拉伯語和祈禱。
張亞博參與了夜間突襲維吾爾人家庭沒收《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的行動。「我通常是第一個衝進去的，」他回憶道。「我相信他們是壞人。那是當時灌輸給我們的思想，認為他們都是壞人。」
在201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張亞博跟隨大巴車隊，將數百名、有時甚至數千名維吾爾人運送到新疆各地的監獄（新疆的面積幾乎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四倍）。在旅途中，被拘禁者被戴上手銬、套上頭罩，並被命令使用塑料桶作為廁所。張亞博負責向他們分發麵包和水。
2018年底，他被分配到一個派出所後逐漸開始感到沮喪。他說，他的同事隨時都會帶入維吾爾囚犯，而他負責對囚犯進行搜身，並協助決定將他們送往哪裡。他的睡眠經常被打斷，上司的脾氣也很暴躁。
他很高興能被短暫調走，去監督大約3000名被派去為漢族農民摘棉花的維吾爾勞工。他們清晨5點起床，乘車數小時前往棉花田，直到深夜才被送回宿舍。
對張亞博來說，這是一次很好的喘息機會。他的主要任務是確保沒有人逃跑或祈禱。
他通過中國外交部的聲明了解到了國際社會對新疆強迫勞動的批評，並接受了政府的說法，即這些指控是虛假的，意在抹黑中國。「我沒有想太多，」他說。「我從未停下來思考這是不是真的。」
多年來，張亞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上級下達給他的命令。但在疫情期間，政府的強制措施開始讓他有了切膚之痛。他說，他曾在一個村莊的警務室裡被限制了大約10天，一次出差後，又在一個廢棄的派出所裡被隔離了近一個月。「疫情令人更加痛苦，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我個人，」他說。
2021年8月，他被派往約有1700名維吾爾人的玉如什開村。村裡約40%的成年人曾在拘禁營裡待過，約100人仍在服刑，這意味著有些家庭裡只剩下孩子和祖父母。在兩名維吾爾助手的幫助下，張亞博的工作是調查在家中祈禱、缺席每週升國旗儀式、未能參加強制性中文課程，甚至未參加慢跑或鍛煉的舉報。
政府的監控系統會對「異常」活動自動生成警報。他說，如果一戶人家的用電量增加，警察就會上門詢問這家人為什麼熬夜。
警察工作給張亞博帶來了金錢、地位和特權：在醫院享受優先治療、免費停車。到2023年，他每月的稅後收入已升至約1250美元。
但他說，在警察等級制度中，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消耗品。張亞博說，上級經常侮辱警員，稱他們為需要被鞭打才會幹活的驢。在他到村裡工作第一年的12月，因為漏接了一個對講機呼叫，一位上司懲罰他在寒冷的天氣中在一個道路檢查站連續值班72小時，而且沒有足夠禦寒衣物。
加班任務接踵而至，他長期與家人分離。自2017年以來，他就沒有和父母一起過過春節，請假參加姐妹婚禮的申請也被拒絕。平均下來，他每個月只能見妻兒一次。
此外，還有必須要完成的指標。從2023年開始，他被要求每週提供一條可以作為拘禁依據的線索。張亞博說，他經常不能完成指標，不得不提交檢討書，懲罰是24小時連軸工作。與村民的密切接觸開始挑戰他此前吸收的關於維吾爾人的刻板印象。他變得越來越不願意進入村民的家中或搜查他們的私人通信，儘管他仍在繼續執行其工作所要求的監控。
到2023年9月，張亞博再也無法忍受了，於是辭職。
他搬到中國南方城市廣州，在那裡學英語，希望最終能出國留學。他開始使用VPN繞過中國的互聯網防火牆。他最先搜索的兩個詞是「新疆」和「陳全國」——後者是該地區前強硬派黨委書記的名字。他說，他無法相信，自己曾工作過的那些被他稱為「再教育中心」和「職業培訓中心」的設施在網上竟被描述為集中營。在那之前，他只在有關二戰的電影中見過這個詞。
「我查到的信息讓我頭疼欲裂：我腦子裡的一邊說著一件事，另一邊卻說著完全相反的東西，」他說。「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在我腦海裡交戰，我夜不能寐。」
在2024年初正式辭職後，他內心受創，急需慰藉與力量，於是轉向了宗教信仰。他在一本睡前給兒子讀的聖經故事書中找到了平靜。2025年4月，張先生在廣州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四個月後，他帶著14歲的兒子參加了一次歐洲旅行。他早已決定，如果能脫團，就去尋求庇護。
當他們的旅行團進入新天鵝堡——這座巴伐利亞宮殿是迪士尼睡美人城堡的藍本——張亞博和兒子悄悄溜走了。他們前往慕尼黑，去了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張亞博在新疆曾多次聽說過這個倡導組織的名字，據稱那是一個分裂主義恐怖組織。
他已經申請了庇護，現住在德國南部的一處收容所裡，他的兒子則住在附近的寄養機構，就讀於一所德國學校。一次晚餐吃意大利麵時，這個15歲的男孩告訴我，他很想念新疆的爆辣炒米粉。張亞博的妻子仍在新疆，兩人已提出離婚。
張亞博現在把時間都花在與學者、記者和人權組織交流上，記錄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是如何實施的。
「在中國數百萬警察中，他是唯一一個站出來說出真相的人，」幫助張亞博在德國安頓下來的世界維吾爾代表負責人之一海玉爾·庫爾班表示。他說，他的組織最初對張亞博深表懷疑，但在審閱了他的文件後，疑慮開始逐漸消散。
華盛頓非營利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中國研究主任、新疆問題專家鄭國恩表示，張亞博提供了「我們此前主要」從政府文件、官方媒體報導和倖存者證詞中「推斷出的基層現實情況。
維爾茨堡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安曉波(Björn Alpermann)曾對張亞博進行過深入的採訪，他說，對方的陳述提供了非同尋常的具體細節，說明在大規模拘禁運動的高潮過後，鎮壓是如何繼續存在並在鄉村生活中變得「常規化」。
然而，曾在德國與張亞博共事過的人告訴我，我們只了解他願意讓我們知道的部分，而他掌握的情況很可能遠多於他所透露的。
他清晰生動地記得他填寫過的表格、執行過的命令以及他所承受過的屈辱，但對於最嚴重的虐待問題卻記憶模糊。他描述過聽到慘叫聲，也談到審訊後看到被拘押者的情形，但對於拘留設施內的死亡、性暴力和酷刑等細節則提供得較少。他堅稱自己一直是誠實和坦率的。
「我的苦難與維吾爾人相當，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為深重，」他反覆對我說，「你們記者為什麼不寫寫我？為什麼只關注維吾爾人？」
當然，漢族警察並沒有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或文化，而且無論多麼困難，他們都可以離開警隊或離開新疆。他們不會遭受任意拘押、強迫勞動或酷刑。他們也不會因為打籃球或做俯卧撐就被視為潛在的恐怖嫌疑人。
「無論你在工作中受了多少苦，你終究可以回家，好好吃頓飯，想像一個未來，」維吾爾活動人士庫爾班說。「你不會生活在持續的、令人窒息的恐懼中——擔心你10年前說過的話會讓你明天就消失。」
安曉波說，儘管如此，張亞博覺得受到虐待的經歷表明，該系統對待內部的工作人員是多麼的不人道。而對於像張亞博這樣低級別的警員來說，離開中國並公開發聲本身就是對抗該系統的一種方式。
張亞博堅稱，他本人從未對任何維吾爾人實施過酷刑或虐待。他形容自己只是國家機器中的一個小齒輪，負責填寫表格、看守設施和處理後勤事務。他表示，責任在於上級和維吾爾族輔警，是後者執行了許多最直接、最粗暴的任務。他堅稱，像他這樣的底層漢族警察是無辜的。
目前尚不清楚張亞博的自辯清白到底是一種自我保護，還是因為無法承受更充分地承認事實所意味的後果，抑或僅僅是多年在體制內形成的一種思維習慣。庫爾班表示，他不相信這種無視是故意的。在反覆追問張亞博之後，我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維吾爾人遭受巨大不公這一更廣闊背景下，他似乎真的無法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掙扎也折射出他背後那個國家的真實狀況，在那裡，官方長期壓制公眾對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事件的記憶。與德國數十年來一直在清算納粹幫凶不同，中國幾乎沒有為圍繞幫凶、罪行和責任進行持續性的公共討論留下空間。
庫爾班說，在一個暴虐的系統內工作並不會自動地把人變成怪物。但只承擔次要職責、沒有親身實施最嚴重的虐待行為亦不能免責。
張亞博表示，他的信仰告訴他，自己現在的責任就是公開發聲。
他在德國聯邦議院演講的結尾說道：「如果保持沉默，你就是問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