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國外賣騎手奔波於一個又一個外賣訂單之間，衡量時間的標準是完成了多少單，而非季節的更替。他在中國各地的城市裡辛勤工作，把錢寄回家，但他離家太久，以至於兒子叫他「那個人」而不是「爸爸」。
這些場景出自外賣騎手王計兵的詩歌。在中國有許多這樣的詩人和作家，將他們在重複性工廠勞動和不穩定的零工經濟中的經歷轉化為藝術。
近年來，隨著許多中國人對經濟前景日益悲觀，這類文學體裁急劇流行起來。對於廣大社會群體來說，工資停滯不前，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用辛勤勞動換取更好生活的承諾已經破滅。一些作家用他們的寫作來喚起人們對農民工和零工從業者嚴酷生活現實的關注，另一些作家則讚頌在這種境況下不屈不撓的人性。他們的風格往往質樸而直率。
許多作家都觸及了這些主題，比如寫了一本暢銷回憶錄講述自己在零工經濟中從事過的各種工作的快遞員胡安焉，以及她離開孩子到北京做住家保姆的范雨素。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被廣泛傳播，並由此得到了圖書出版合同。一些暢銷書已被翻譯並在海外出版。
上個月，王計兵的新詩集《低處飛行》榮獲魯迅文學獎，這是迄今為止體制給予這一文學門類的最高榮譽。
對中國公眾而言，對這些工人的好奇心與對自身前景的焦慮交織在一起。這種擔憂在中產階級成員中可能尤為明顯。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中國研究教授朱萍表示，他們「更關注這類敘事，因為它們可能代表了自己未來的生活」。
零工和工廠工人無處不在，但他們所承受的艱辛和屈辱卻很少被中國官方媒體描繪，後者更傾向於積極的報導基調。專家表示，隨著這類文學作品影響力的增長，中國官員——他們警惕工人訴求可能暴露政策缺陷或引發騷亂的力量——已越來越多地試圖對其進行塑造。
被稱為「農民工文學」的門類反映了如今已超過4億的勞動力大軍的發展軌跡。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民工為中國的工廠和城市提供了動力，卻常常 被剝奪 城鎮居民享有的醫療保險、失業和退休福利。這一文學運動的早期作者寫下了關於他們在工廠經歷的散文和詩歌，但隨著 製造業崗位 開始消失， 新一批脫穎而出的作者更多是從事零工工作。
其中一位明星是寫了暢銷回憶錄的快遞員胡安焉。他的書《我在北京送快遞》於2023年在中國出版，被豆瓣評為當年最佳圖書。這是一部日記體的記述，記錄了他20年間在中國各地從事的19份工作，包括物流公司的分揀員、保安、便利店店員和快遞員。
胡安焉的作品最初是通過他發表在網上的一篇文章引起公眾關注。該文詳細記述了他在一家物流公司上夜班分揀包裹的一年，工作艱苦，他努力適應白天睡覺的作息：
在上班的路上，經過一排平房，聞到屋裡傳出的飯菜香味，看到別人已完成一天的勞動，正愜意地癱坐在沙發上，我深深感到這種休閑的時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我甚至還沒有開始幹活兒就已經比他們更累了——這時候我就會惡毒地咒罵自己，我的身體咒罵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咒罵我的身體，我發誓明早下班後要立刻睡覺。可是到了明早，情況又和前一天一樣，就這麼周而復始。——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遞》
35歲的武漢教師丁楠（音）說，胡安焉的書是她讀的第一部農民工文學作品，此後她又讀了更多這類作品。
她說自己之所以被零工工人的故事吸引，是因為他們在她自己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他們是我們經常打交道的陌生人，但我從來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她說。
有些作品以更富希望的態度來呈現這些經歷。在他的詩集《低處飛行》中，外賣騎手王計兵讚頌了外賣員的尊嚴和韌性：
丁楠說，農民工的故事也改變了她對這些工人的成見。「社會對他們有很多刻板印象——我們認為他們的生活很悲慘，他們受到壓迫，」她說，「但當我讀到這些書時，我意識到他們也非常樂觀」。
《低處飛行》為王計兵贏得了魯迅文學獎，這個由政府機構管理的獎項每三年頒發一次。中國官方媒體盛讚王計兵的獲獎預示著一種新的、烏托邦式的文學景觀的到來，在這種景觀中，任何人都可以取得成功。
但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朱萍表示，一邊是 中國政府 淡化貧困或社會不公的故事 ，一邊是農民工文學將這些現實暴露無遺，兩者間存在著一種張力。她認為王計兵的獲獎是政府在通過提升一種更可接受的聲音——傾向於希望和樂觀，而非批評體制固有之不公的聲音——來塑造這一文學門類。
中國政府表示希望培育工人的聲音，作為其所謂的「新大眾文藝」的一部分。這些故事在網路時代興起，不受出版業傳統機制的約束。
荷蘭萊頓大學研究農民工文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表示，這意味著作家們獲得了更多的資源和機會，但主要是那些講述順應主流的故事的人。他說，描繪苦難是可以接受的，但將這種苦難與政府政策聯繫起來「將會跨越紅線，導致無法出版」。
但柯雷也指出，獲得體制支持並不一定意味著作家已經「妥協」。他說，王計兵被中國體制所接納「並不一定使他的寫作缺乏真實性」。
鄭小瓊這樣的作家在獲得主流成功後也繼續為工人權利發聲。
鄭小瓊在2000年代聲名鵲起，用詩歌記錄了女性在工廠中忍受的單調和疲憊。她描寫了剝削成性的老闆、手指被切斷或患上職業病的工人，以及被迫賣淫的年輕女性：
到沿海工廠，一直到美國某個貨架 —— 鄭小瓊《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由顧愛玲(Eleanor Goodman)譯為英文 。
鄭小瓊獲得了文學獎項，並利用寫作改善了生活，開啟了在雜誌社的職業生涯。同時她也繼續就中國和世界各地工人面臨的問題發聲。
「我一直希望，那些在中國有幸實現了向上社會流動的人能夠回過頭來，向那些仍然深陷和他們當初一樣的困境中的人伸出援手，」她在一次採訪中說。
「我們無法用詩歌改變現實，」她說，「但我們有責任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