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羅根(Seth Rogen)和詹姆斯·弗蘭科（James Franco，也譯作付蘭蘭）在他們的上一部影片裡體驗了一回喜劇版的世界末日，但他倆的新片《採訪》（The Interview，也譯作《刺殺金正恩》）帶來了嚴重後果，包括公司遭到災難性的駭客入侵，放映該片的影院也受到威脅。
《採訪》由羅根和他的創作搭檔埃文·戈德堡(Evan Goldberg)導演，由弗蘭科飾演主角戴夫·斯凱拉克(Dave Skylark)——一個糊塗的著名電視記者，得到機會採訪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這場即將到來的現場採訪令斯凱拉克與他忠誠的製作人（羅根飾）之間關係變得緊張，還招來了中央情報局的關注，中情局想讓他去暗殺金正恩（由蘭多爾·朴[Randall Park]飾演）。
除了嘲諷如今的新聞採集和地緣政治，這部電影還拿羅根與弗蘭克15年的好基友關係尋開心，兩人的友情始於NBC的小眾電視劇《怪胎與書呆》(Freaks and Geeks)，一直延續到《世界末日》(This Is the End)等熱門電影。
現實生活中的北朝鮮政府不怎麼欣賞《採訪》中的情趣，稱它是「最露骨的恐怖主義與戰爭」，威脅對之實施「無情的報復」。有人懷疑這部電影導致了對索尼公司電腦的駭客襲擊，北朝鮮稱駭客的行動是「正義行為」，但拒絕對此負責。
駭客行為導致公司的許多敏感信息洩漏，其中也包括這部電影的4400萬美元預算，除此之外，還有更加令人尷尬的若干細節，其連鎖反應令影片創作者們大為震驚。「這種感覺非常超現實，」羅根說，隨著境況急轉直下，他們不得不取消了若干媒體見面會，但還是在週一接受了採訪。「我們根本沒有預料到這種事。」
目前駭客襲擊的後果尚不完全分明，羅根與弗蘭克接受了《紐約時報》的當面採訪，談起這部電影。對於自己的作品，他們更多的感受是歡樂。談話經過編輯節選，事後補充採訪過羅根。
《採訪》的本意是拍一部瘋狂好玩的喜劇。你們怎麼看待它引起的全球性後果？
塞斯·羅根 ：沒有人正式通知我說，完全是我們的電影引發了這些後果。在我們之前早有人拍攝過北朝鮮有多麼瘋狂，那裡有著什麼樣的神話，以及那個政權的奇人怪事。《每日秀》(The Daily Show)每天都在拿現實生活中的事開玩笑，《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也是每星期都這麼幹。
你們拍了一部關於暗殺金正恩的電影，而駭客襲擊了發行這部影片的電影公司，你們覺得這兩件事之間可能毫無關係嗎？
羅根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了解這部電影情況的駭客利用它作為契機去搞亂一家大公司。但是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成千上百萬有著各種動機的人都知道這部影片的存在。
在北朝鮮譴責《採訪》之前，你們對於把金正恩塑造為反面人物這一點有沒有爭議？
羅根： 我們做了很多討論，但是這並不是一個非主流的立場。不需要說，「這個從政治上，你得一分為二地看問題。」他就是壞人。這一點只對他來說是有爭議的，但其他人覺得這沒問題，值得稱道的是，他們（索尼）讓我們拍了這部片子。
羅根 ：他們允許我們用數碼手段修改了一些照片和圖像，因為他們決定不（在法律上）公開宣布這一點。我們沒法給65年前為金日成（金正恩的祖父）拍照的北朝鮮攝影師署名。他可以起訴我們。有那麼一陣，公司說：「因為這部電影，他們威脅要開戰，你們殺死了他（金正恩）。你們能不能不殺他？」我們說：「不能。」
詹姆斯·弗蘭克 ：他們追著歐巴馬，也追著我們。因為（他們覺得）其實是歐巴馬拍了這部電影。
羅根 ：他們沒有言論自由，所以他們不明白人們會編造故事。
九月到十月期間，有段時間金正恩沒在公眾面前亮相，你們有沒有覺得這會影響這部電影？
羅根 ：那種局面很奇怪，你會因為自己的財務狀況而擔心金正恩的安危（笑）。整個過程中，我們都和某些在政府當顧問的人保持聯繫，我相信他們肯定是給中情局幹活。金正恩消失了大約一星期的時候，我給一個傢伙發電子郵件，問：「什麼情況？」得到的回答是：「他做了腳踝手術，得休養兩星期。」然後過了兩星期，結果是：他做了腳踝手術，他回來了。
這有點像「巨石」（the Rock，影星Dwayne Johnson的綽號——譯註）比其他人都提前知道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的死訊。
羅根 ：他是祕密射擊手，這可是史上最好的交叉宣傳了。「去看我的新片吧，我殺了奧薩馬·賓·拉登。」這下我肯定會看《玩命關頭》(Fast and Furious)的所有續集了。
羅根 ：我們思考這個創意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最初的劇本是關於金正日的（金正恩的父親）。在我頭腦裡，戴夫·斯凱拉克這個角色應該更普通、更實際一點——更像萊恩·西克萊斯特(Ryan Seacrest)。我們覺得他應該是個更嚴肅的角色，製作人那個角色應該更有趣一點。給我配一個馬特·達蒙(Matt Damon)之類的嚴肅演員不是很好玩嗎？後來丹·斯特林(Dan Sterling)寫了劇本草稿，主持人這個角色比我們想像的要瘋狂得多。然後我們就開始考慮讓弗蘭科來演這個角色。
弗蘭科： 更瘋狂，但也更實際。在這些電影裡，友誼是隱秘的成分。就算在《世界末日》裡，我的角色很膚淺，他在乎自己的房子和衣服多於在乎朋友。然後你讓他去關心那個（羅根的）角色。這和金正恩形成了一個有愛的三角關係。
羅根： 其實他做這個任務的全部目的就是為了讓我高興——就是為了安撫我，好讓我別離開他。
你們在《怪胎與書呆》中相遇時，就知道你們會成為朋友嗎？
弗蘭科 ：我為這個寫過詩。聽上去很傻，但我覺得它們還不錯。有段時間，塞斯、傑森·席格爾(Jason Segel)和我到傑森家裡去，他們坐在屋子一頭抽大麻。
弗蘭克 ：我們有時讀劇本，然後就沒什麼可讀的了。我們就看庫布里克(Kubrick)的電影。塞斯寫東西，我們都說要拍。換了今天，我們可能至少會用iPhone把這些東西拍下來。但我們當時沒有這個技術，也沒有錢去弄攝像機拍我們的小東西。
弗蘭科 ：有那麼一段時間，片子裡的人都不喜歡我，因為我把自己太當回事了。我覺得自己是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後來我意外推倒了貝茜·菲利普斯（Busy Philipps，片中的另一位演員）。所以我覺得大家都不喜歡我，除了塞斯。
羅根 ：電視劇結束以後，我有好幾年都沒跟你說話。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弗蘭科 ：這屆奧斯汀電影節上，我遇到了賈德·阿帕圖(Judd Apatow)。他說：「你為什麼不回到喜劇世界呢？」我說：「對，我需要改變，因為我太悲慘了。」作為演員，我並不開心，然後我就拍了《菠蘿快車》(Pineapple Express)，感覺就是，啊，這不是塞斯嗎，我認識塞斯。我可以做出巨大的改變。這部片子讓一切都不一樣了。
羅根 ：他理解我們需要不同的東西。我們已經走得很遠，但是還不夠。他既是一艘大船的舵，同時也是發動機。有時候，我很難同時關注所有東西。我抽大麻，這也沒有幫助（笑）。弗蘭科的記憶力比別人都好。
羅根 ：我和埃文，我們更像這樣：「沒問題，搞定了。」弗蘭科是：「不，你們沒搞定！這個角度我們還沒拍到。」經常是這樣。
弗蘭科 ：我知道他們選擇了最好的。但我還是有這種感覺：要把一切東西都用上。我從大衛·戈登·格林(David Gordon Green)那裡拿來了《菠蘿快車》的每日樣片，把所有沒用上的笑話做了一個剪輯。
在宣傳這部電影的時候，你們戲仿了肯耶·韋斯特的音樂錄像《第二輪》，你們還曾經一起在《赤裸與恐懼》(Naked and Afraid)裡出現。如果你們只是工作上有關係，還會做這些事情嗎？
羅根 ：你和某人是朋友，這其實是宣傳電影時重要的事情。我曾經和我討厭的人一起工作，拍片子的時候，這沒有問題。拍完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拖車裡去。但宣傳一部電影的時候，一切都不一樣了。你得天天和他們見很多次面，看到他們真正的日常生活。
羅根 ：我們上吉米·法倫(Jimmy Fallon)的節目時，一起在一個蛋糕裡躲了15分鐘。
羅根 ：我們在蛋糕裡呆了太久，後來就根本不提躲在蛋糕裡這回事了。「你明天要幹什麼？」「啊，真的，你的航班是幾點？」其實我們是半裸著躲在「今夜秀」舞台上的蛋糕裡。
弗蘭科 ：我希望能從塞斯身上學到的是：你是怎麼拍出你想拍的電影的？下一部電影，塞斯要當製作人，我來做導演，是關於托米·韋素(Tommy Wiseau)的小眾電影《房間》(The Room)的製作過程。我把自己交到他手裡了。我很高興這樣做。在這部片子裡，我用不著全程每一步都自己奮鬥了。
羅根 ：拍《菠蘿快車》時，我們拍到我向他買大麻那場戲，鏡頭之外，我說：「你知道，如果我說它聞上去像『上帝的陰道』那就太逗了。」但我又一想，「算了這個笑話太瘋狂。」接下來開拍的時候，弗蘭科就說了這句台詞，簡直太棒了。
弗蘭科 ：現在這句話估計已經出現在一百萬個癮君子的T恤衫上了。
羅根 ：我是憑本能說出來的，他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才說了這句台詞。這真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時刻。如果你害怕某件事，或許你就應該去做這件事。我們的所有電影都是建立在這種哲學上。
如果你們知道會有這樣的後果，那麼會不會給《採訪》做點改動？
羅根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也想過，誠實地說，我不知道。
羅根 ：我試著不去看。從道德上來說，我不想去看別人被偷挖出來的電子郵件。
這些郵件中有一份索尼管理人員的評估，批評《採訪》「非常無趣」，這會讓你覺得不爽嗎？
羅根 ：我不知道是誰說的。假如我發現這話是某些人說的，我會覺得這很傷腦筋；假如是另外一些人說的，那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們怎麼想（笑）。
羅根 （笑）：有一點兒。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的，你不也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