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之前的無數美國家庭一樣，艾米·卡貝奇初為人母的經曆始於中國的一個酒店房間。
2008年，卡貝奇和她的丈夫格雷厄姆·特魯普剛剛領養了一個名叫秦淑萍（音）的兩歲女孩，她住在中國桂林的一個寄養家庭裡。這對夫婦來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他們等了兩年多，才匹配到一個孩子。
但在那間酒店房間裡——這對夫婦從未來過中國——這個蹣跚學步的孩子一直哭鬧個不停。
「我哭了，因為我在想，『我們對這個孩子做了什麼？』」卡貝奇回憶道。
十五年後，這個蹣跚學步的孩子已經變成了瓊·卡貝奇-特魯普，是匹茲堡杜肯大學的大一新生，還是學校雜技社成員。
「我過去常常想起親生父母，但現在不怎麼想了，因為我現在過得很幸福，我愛我的父母，」18歲的卡貝奇-特魯普說。「我對我的生活很滿意。」
中國本月 宣布將暫停幾乎所有外國收養 ，標誌著一個造就了幾代美國家庭的項目的結束。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數據，自1992年該項目啟動以來，逾8.2萬名中國兒童被美國家庭收養。
其中一些領養家庭表示，他們很高興這個項目即將結束，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是一項嚴厲政策顯而易見的副產品，該政策只允許許多中國家庭生一個孩子。儘管雖然大多數人都很珍惜他們的收養經歷，但許多人也看到了該項目的弊端，以及將孩子從他們的親生父母和文化中帶走可能帶來的創傷。
對於逐步取消收養項目，許多參與該項目的父母和被收養人都用苦樂參半來形容。對於數以萬計渴望成為父母的人來說，尤其是單身人士和同性戀伴侶，該項目多年來為他們組建家庭提供了一條相對簡單的途徑，免去了在其他地方經常使收養過程陷入困境的官僚主義障礙。它還為有特殊需要的中國兒童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在海外獲得所需的醫療和經濟支持。
中國對國際收養的需求似乎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16年間，中國因人口負擔過重，許多家庭只能生一個孩子。許多孤兒是女嬰，收養父母被告知，由於嚴格執行的獨生子女政策以及中國的重男輕女傳統，她們遭到了遺棄。
當有報導稱，在實施計劃生育期間，一些嬰兒被人販子拐走或被計劃生育官員強行帶走，該項目的聲譽受到了損害。這些嬰兒隨後被賣給孤兒院，孤兒院再把這些孩子當作孤兒推銷給不知情的外國家庭，這些家庭往往願意支付相對高額的費用。
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更多資金用於孤兒，來自中國的國際收養自200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後有所放緩。據中國政府稱，近年來幾乎所有的外國收養都涉及殘疾兒童。
布萊恩·斯圖伊是三個從中國收養的女孩的父親，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這個項目 ，現在他經營著一家公司，幫助中國被收養者收集有關其收養歷史和出生家庭的信息。他認為，仍然需要對存在健康問題的兒童進行國際收養， 但他終歸認為這個項目的結束是好事。
「既然收養的是健康的年輕女嬰，這個項目根本不應該存在，」他說。「從來沒有這種必要。」
許多被收養者也表達了複雜的感受。在他們的描述中，被收養的經歷經常被說成巨大的收穫，同時也是巨大的損失——失去了原生家庭和直系親屬的環境。這種損失在國際收養中會被放大，因為被收養者往往與他們的出生文化和語言割裂開來。對於許多中國裔的被收養者來說，這一切都更加複雜，因為他們很多人無法核實自己的出生日期和地點，不知道親生父母的姓名以及他們是如何來到孤兒院的。
夏洛特·科特從小就知道自己是從鎮江的一所孤兒院收養的，那是一座以醋聞名的中國城市。她知道自己當時只有五個月大，在寒冷的孤兒院託兒所裡，像她這樣裹著厚厚襁褓的嬰兒大約有20個。
多年後，科特才開始了解到更多信息，當時她經歷了一件對被領養中國裔美國人來說很罕見的事情：通過中國的社群媒體，她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母。2016年，她在中國與親生父母團聚，雖然氣氛略顯尷尬，但也讓人熱淚盈眶。她終於得到了一些長期困擾她的問題的答案。
她的親生父母都是農民，他們告訴她，根據計劃生育政策，她的出生嚴格說來是非法的。他們說，他們把她交給了一個中間人，相信她會被送到當地一個富裕的軍人家庭，因為他們自己不能生育。她的親生父母說，他們不知道她最後被送進了孤兒院，並被外國人收養。
不過，見到親生父母也讓她產生了更多疑問。她得知，在她出生一年後，她的親生父母又生了一個孩子——一個兒子——他們把這個兒子留了下來。為什麼她是被送走的那個？如果她和原生家庭一起長大，她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30歲的科特說，她盡量不去糾結這些問題，並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自己被領養的事實。2011年，她與他人共同創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將世界各地的中國被收養者聯繫起來。和其他一些被收養的中國裔美國人一樣，她對中國特別感興趣。她在耶魯大學主修東亞研究，現在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並多次前往中國學習，以及帶領志願者旅行。
「在每個人的人生中，都會出現不同的岔路口，你可以選擇走這條路，也可以選擇走另一條路，有時你能控制它們，有時卻不能，」科特說。「這一次恰好特別的戲劇化。」
在收養夏洛特之前，布倫達·科特參加了一次會議，聽到韓國裔的領養者談到了在中西部以白人為主的社區成長所面臨的挑戰。她記得一位被收養者描述說，自己生活在持續不斷的恐懼中，擔心被亞洲人接近，擔心自己在別人眼裡「不夠亞洲」。
「這讓我大受震動，」布倫達·科特說道，她來自麻薩諸塞州的牛頓，是一位退休的知識產權律師。「因此我們盡可能讓我們的孩子感到舒適，以便他們能夠坦然地說出和感受到『我是百分百的華人』。」
她和妻子魯森·謝爾曼讓她們的兩個從中國收養的女兒上了中國文化課。她們還為女兒們製作了書籍，明確說明她們的原生家庭在中國。她們慶祝農曆新年等中國節日，也會慶祝聖誕節和光明節。她們全家去中國旅行，這樣女孩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她們的出生文化。
然而，也有一些被領養者在很少見到其他亞洲人的地方長大，他們很少有機會獲得應對種族主義的資源或支持，包括在自己的家庭中。一些人描述了他們在身份認同問題以及孤立感和抑鬱情緒中掙扎的經歷。
「很多人叫我滾回自己的國家去，也有很多人說我『不夠亞洲』，」28歲的被收養者卡米爾·伍斯托夫說，她在佛羅里達州郊區由白人父母撫養長大。「但我的父母沒有足夠的準備來撫養一個中國孩子——他們無法幫助我理解我所經歷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在中國尋找親生父母本來就很困難，但一些被收養人擔心，國際收養項目的終止會讓這一切變得更加困難。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中國近年來變得更加專制。「中華家脈」的創始人李偉漢說，以前可能會冒險的地方官員現在幾乎沒有動力採取行動，因為擔心會引起上級不必要的關注。這家公司曾與150多名希望找到親生父母的中國被收養者合作，試圖找到他們的原生家庭。
一些被收養者希望中國政府向海外被收養者道歉，或者至少承認他們的痛苦和創傷。他們一直希望中國有一天能對其國際收養項目中的虐待行為展開正式調查，就像韓國在2022年對其國際收養項目所做的那樣，韓國的項目早於中國。
如何處理有醫療需求的孤兒的問題仍然存在。中國政府承認，與國際家庭相比，中國家庭傳統上不太願意收養殘疾兒童。
「像中國的收養家庭的話，他還是觀念問題，他還是想收養一個完全健康的孩子，」在上海魯冰花舍工作的任燕說。該機構專門照顧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孤兒。「所以如果國際上停止的話，其實有很大的一批孩子會滯留在福利院裡面出不去。」
任燕說，她的寄養家庭的孩子主要來自河南、貴州和江西等缺乏足夠醫療資源的貧困省份。據她估計，自2011年該院成立以來，已接納的100名兒童中，有一半被收養，幾乎都是美國家庭收養的。
自2008年以來，瓊·卡貝奇-特魯普已經做了11次唇齶裂手術。這個問題幾乎沒有妨礙到她什麼。四歲時，她開始練習體操，到高中時，她每週訓練25小時。在杜肯，她每天早上6點開始舉重訓練。
雖然父母在她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讓她接觸中國文化和食物，但現在她有機會自己建立自己的身份。她和室友（也是被收養的中國兒童）因為針對亞洲人特徵的化妝技巧而成為朋友。她的下一項任務是加入一個亞裔學生協會。
「我想更多地了解亞洲文化，和更多像我一樣的人在一起，」她說。
她還把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她已經找到了一個出國留學項目，可以讓她在桂林度過一個夏天，這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正是她的出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