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和加薩，就像一場不會醒來的噩夢一般，一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仇恨是唯一的贏家。它凌駕於巴以兩國和平的屍骸之上，並有可能蔓延到整個中東。
「快把他們帶回家」這樣的標語在以色列隨處可見，指的是大約100名仍被哈馬斯扣押的人質，其中許多已經死亡。10月7日的哈馬斯恐怖襲擊導致1200多名以色列人喪生，在猶太人心中喚起了納粹大屠殺那駭人的幽靈，以色列要求巴勒斯坦人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加薩成為一片廢墟。戰爭蔓延到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黎巴嫩和伊朗，無視這個沒有掌舵者的世界徒勞的和平努力。
以色列的本·古裡安機場幾乎空無一人，這象徵著一個更孤立的猶太國家，伴隨著「讓巴勒斯坦起義全球化」的呼聲，這個國家在許多地方都受到了譴責。紐約的抗議者高呼「一定要推翻以色列國」。加薩衛生當局宣布，以色列在過去一年中殺害了41788名巴勒斯坦人。數字往往會讓人麻木，但它們預示著未來還會有又一輪報復。
就像20年前的9·11恐怖襲擊之後一樣，世界變了，人們變了，語言本身也變了，變得更加莫測。在相互不理解和相互指責的海洋中，部落思維戰勝了理性。以色列曾經是中東衝突中的大衛，現在卻成了日益被詆毀的歌利亞巨人，儘管它認為自己正處於一場並非自己發起的生存鬥爭中。
「我們是一個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國家。看看人們受創傷的臉吧，」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學的以色列教師尼利特·拉維·阿隆說。「我完全放棄了和平。真的，我們非常絕望。」
加薩城市汗尤尼斯的朵阿·卡瓦爾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她說：「這一年，在建築、醫院、學校和街道被摧毀之前，我們的心和靈魂都已被摧毀。在這場戰爭中，我們覺得有人把我們推入了一個黑暗而可怕的深淵。」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敘事似乎總是不可調和的，但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們的分歧達到了新的強度。對以色列來說，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是它的9·11，敵人不是在世界另一端的阿富汗，而是在它的隔壁。這個國家被這場災難震撼了，迷失了方向，為自己未能預見到它而感到羞愧，整個國家幾乎一致認為，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將哈馬斯從加薩消滅。
世界上許多國家理解以色列的反應，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但很快，巴勒斯坦人關於以色列在加薩進行「種族滅絕」的說法獲得了支持，倒塌的建築物廢墟中，大肆的破壞和殺戮為這一說法提供了佐證。因此，這場災難不是以色列的，而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在這種敘事中，幾十年來，無情的以色列一直蓄意剝奪他們的權利，系統性地壓迫他們。
這是一個驚人的轉變，問題不再是10月7日；而是以色列的報復。
現在，隨著戰爭擴大到黎巴嫩甚至伊朗，災難的範圍變得更廣、更模糊，隨著苦難的蔓延，敘事變得更加混亂。伊朗及其什葉派代理武裝不再是同以色列對峙；他們正在與它交戰。哈馬斯現在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但絕不是所有的黎巴嫩或伊朗人都願意為巴勒斯坦的事業而死。
很多事情已經改變，也有很多事情沒有改變。一年前，哈馬斯在黎明時分從加薩發射的火箭彈引爆了這場戰爭。戰爭的激烈程度、長達一年的持續時間，以及導致伊朗直接捲入，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其本質並沒有改變。
正如作家I·F·史東在1967年指出的那樣，就在19年來的第三次阿以戰爭和以色列征服西岸之後，「族群中心主義的憤怒」成為這場「兩個不同的民族為同一塊土地進行的鬥爭」的顯著特徵，而「《聖經》仍然是最好的指南」。
他在《紐約書評》上撰文指出，雙方都認為「只有武力才能確保正義」。他接著寫道：「如果像現在一些人說的那樣，上帝死了，他無疑是因試圖找到一個解決阿拉伯—猶太人問題的公平辦法而死。」
自這些話被寫下以來，已經過去了近60年，其間不乏和平的曙光，1995年，伊扎克·拉賓總理被以色列民族主義狂熱分子暗殺，為和平敲響了喪鐘。
但是，毀滅的循環從未被打破，伴隨1948年現代以色列建國後爆發的衝突，現在正逐漸演變成我們這個時代的百年戰爭。沒有任何一場戰爭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去撕裂國家、社區、家庭，甚至個人的良知。
當前這一輪的戰鬥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不僅僅是在激烈程度上。它證明了美國外交的影響力有限，美國外交曾經是決定性的，但現在已經失效，而且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因為儘管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兒童在加薩遇害，它仍為以色列提供堅定的軍事支持。
這場戰爭還見證了另一個重大轉變：在美國，巴勒斯坦事業被廣泛接受，成為種族和社會正義運動的延伸。全球多數（有時也稱為全球南方）也將其作為本土人民——也就是巴勒斯坦人——反抗白人殖民壓迫和侵入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世界各地，從美洲到非洲，尋求建立一個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國已成為許多年輕人的嚮往。以色列的「殖民主義」日益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計劃的簡稱，該計劃旨在為遭受千年迫害的猶太人建立一個家園，而不是指1967年後以色列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建立的殖民定居點。
當然，不是所有抗議者都這麼想，也有人只是對以色列的戰爭行為感到震驚，但並不質疑以色列存在的權利。與過去反對越南戰爭或南非種族隔離的抗議運動一樣——但與在敘利亞、烏克蘭或蘇丹看似令人麻木的戰爭不同——如今，這是一代人的激情事業，是他們心目中理想主義的象徵。
它的重點是，以色列誕生時，約有75萬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以及今天加薩的大量死亡。它往往不承認以色列是一個根據1947年聯合國181號決議誕生的多種族社會，居住在這裡的不是殖民勢力，而是受迫害的大屠殺倖存者和其他難民，他們往往來自驅逐他們的阿拉伯國家，沒有祖國可歸。至於10月7日哈馬斯的襲擊通常被置於次要地位。
「我一直聽到左翼人士在說要警惕反猶主義，但學生團體反猶主義的激進程度令人震驚，」哥倫比亞大學寫作副教授露絲·富蘭克林說。她是即將出版的《安妮‧法蘭克的多種生活》(the Many Lives of Anne Frank)的作者。「當你聽到『把特拉維夫夷為平地』時——這是我親耳聽到的——這其中的意圖非常明顯。」
今天，以色列準備對德黑蘭進行反擊，以回應伊朗上週二向以色列發射的近200枚彈道導彈，而這場襲擊又是對以色列在黎巴嫩暗殺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的報復。真主黨是伊朗向西投射的強大軍事力量。
當然，本雅明·納坦尼雅胡總理還有其他可能的方案，包括停火，用以色列人質換取巴勒斯坦囚犯的協議，以及拜登總統數月來推動的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的可能突破。
但最終，納坦尼雅胡認為自己可以無視美國的壓力，而無需付出代價或承擔後果。他需要滿足他在政府中的極右翼夥伴，而且他有意延長戰爭，以推遲因軍事和情報失誤而導致10月7日襲擊可能面臨的正式問責，這幾乎肯定會使任何外交努力變得困難。
哈馬斯有人質作為籌碼，國際社會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也在不斷增加。隨著殺戮的蔓延，哈馬斯有自己的理由採取拖延策略。
「這一次的悲傷無法忍受，」在巴勒斯坦，汗尤尼斯的母親卡瓦爾說。「沒有什麼能緩解這種將會永遠持續下去的痛苦。」
拉維·阿隆是一位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教師。「我們沒有足夠的東西給我們帶來希望，」她說。
她的小兒子、22歲的謝上週告訴她，他將有一段時間失去聯繫，因為他即將被部署到在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隊。她25歲的大兒子諾姆去了德國，以避免10月7日紀念活動帶來的痛苦。
諾姆的愛人、27歲的因巴爾·海曼在10月7日的新星部落音樂節上度過了她最後的自由時光，哈馬斯在那個音樂節上殺害了364人。一段影片記錄下了她被拖進加薩時的情形，她臉上流著血。
去年11月人質獲釋時，拉維·阿隆和兒子希望海曼也能被釋放。但一個月後，也就是2023年12月14日，以色列軍方通知他們，她已經死亡。
海曼的屍體仍在加薩。「我們正在努力把她帶回來，」拉維·阿隆說。「我們沒有墳墓。我們無法開始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