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跳到紀念碑前發言的韓東方只是洶湧的大學生海洋中的一個小點。
「民主就是在我們的工作場所，哪個人決定我們的工資，」現年61歲的韓東方回憶說，他曾在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向人群大聲疾呼。「我們工人也有機會參與。」
這是那次抗議活動中第一次有人提到工人。這標誌著韓東方在中國為工人權利奮鬥30年的開始，而這場鬥爭幾乎被立即畫上了句號。
1989年6月4日，就在韓東方的演講幾周後，人民解放軍向廣場上的民主抗議者開槍，以血腥的方式結束了中國的民主運動和言論自由。
這場鎮壓也解散了他在抗議期間參與創建的工會，這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獨立工會。韓東方被列入「頭號通緝犯」名單後自首入獄，服刑22個月。
如今，韓東方是中國僅存的幾位沒有躲藏起來的勞工維權人士之一。1993年，他被剝奪中國護照並驅逐出中國大陸，如今他在香港開展工作。
在中國勞工通訊辦公室沒有窗戶的會議室裡，韓東方說：「我寧願公開，也不願躲藏。」
2020年， 中國政府實施了一部國家安全法 ，並 了賦予香港半自治地位的保護措施，此後幾乎其他所有關注中國的民間社會組織都離開了香港，但 堅信透明的力量的韓東方留了下來。
面對鎮壓，他的同行基本已經投降，韓東方卻仍在努力，他告訴同事們，工作時要假定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當局的監視之下。
「我敢肯定，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把這個組織的記錄翻來覆去翻了50遍，」韓東方說。「香港的國家安全警察也是。」
韓東方出生於北京，1980年高中畢業後參軍。他記得，在軍隊裡，軍官吃的是雞肉，而像他這樣的士兵吃的是「能幹死人」的麵包，這讓他感到失望。
後來，他進入國家鐵路做工程工作，薪水相對較高，直至1989年4月，學生們在他居住地附近的天安門廣場舉行抗議活動。他加入了學生的行列。
他說，自己當時主要是出於好奇。但是，他聽到學生們引用他從未讀過的思想家的話語，他試圖將他們對民主的看法與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這個時候，他意識到工人們可以在共產黨的體制之外擁有發言權。
他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和多年來關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宣傳有直接的矛盾。」
韓東方在天安門廣場上開始組織一個名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非官方工會，並擔任其領導人。
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該工會很快被宣布為非法，從此再也沒有類似的工會被允許成立。韓東方為人低調，但不容易被嚇倒，從那以後，他一直被一個目標所推動：賦予工人集體行動的權力。
「這就是我的性格，」他說。「如果你天生固執，那你走到哪裡都固執。」
他的狂熱使《紐約時報》稱他為「中國政府最可怕的 ：與其說他害怕中國政府，不如中國政府害怕他。」1992年那篇文章發表的時候，他仍然能夠生活在中國大陸。第二年，他被驅逐出境，在香港定居。
在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治下，韓東方曾經參與過的那些團體遭到取締，還有一些勞工活動人士鋃鐺入獄。但韓東方一直保持活躍和樂觀。他仍然相信，通過工會促進中國工人的權利是可能的。
理論上，中國是世界上對勞動保護最嚴格的國家之一。每個工人都有權加入或成立工會。在實踐中，每個工會都必須與實際上由國家創辦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聯繫在一起。中華全國總工會是一個政府機構，通常與企業合作設立工會。僱員沒有什麼權力。
韓東方試圖在這個令人窒息的體制內開展工作，重點是說服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分會代表工人進行談判，而不是站在資方一邊。
他還試圖從一個看似不太可能的來源獲得幫助：習近平。
由於擔心 經濟放緩 帶來的社會動盪，中國領導人呼籲官方工會採取更多措施幫助低薪工人。
「可以說，我是在幫習近平問責官員，」韓東方淡淡地笑著說。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辦公室裡，書架和桌子上堆滿了有關中國勞動法的書籍和小冊子。韓東方和他的十幾名員工團隊每週開會一次，討論中國社群媒體上出現的罷工和抗議活動。他們還利用官方媒體的報導、警方的報告和帶有路牌等線索的圖片，試圖確定發生勞資糾紛的公司的名稱和地點。
一旦他們確定哪家公司的工人需要幫助，韓東方就會打電話給當地工會官員，試圖讓他們採取行動。
韓東方對中國勞動法倒背如流，他會提醒官員們，他們有責任確保工人的需求得到伸張。
對話可能會很激烈，因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員往往對違反勞工權利的行為睜隻眼閉隻眼。公司老闆做出僱傭私人保安毆打罷工工人之類事情時，工會官員常常是共謀。
「打電話的時候，我們說，『法律是這麼規定的，』」韓東方說。「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會說，『如果真的遵守法律，中國所有的工廠都得關門。』」
他的做法取得了一些成功，多年來，中國勞工通訊參與了中國一些最大的勞資糾紛。
去年，一家電子廠一名20歲的員工在連續工作33天幾乎沒有休息後被發現死在宿舍裡，當地政府向其家屬支付了一筆「人道」撫恤金。
韓東方聯繫了當地的官方工會和工廠，並警告他們，這個擁有外國客戶的公司可能會被根據德國的一項法律追究責任，該法律要求公司識別並糾正其供應鏈中的侵犯人權行為。最後，工人的家人得到了一筆額外的錢，是第一筆賠償金的兩倍。
韓東方的頑強用「一意孤行」來形容都還顯得保守了些。
在被關押的近兩年裡，獄警折磨他，把他關在肺結核病人的病房裡，儘管他很健康。他稱當時的經歷如同「地獄」，「難以忍受」，但也是「一種成就」。
北京因為他感染肺結核瀕臨死亡而釋放了他，他前往美國接受治療，失去了一個肺。康復後，中國當局讓他遠離中國；但他不止一次試圖偷偷回去。
1993年的最後一次嘗試時，他成功到達了距離香港約130公里的廣州，當時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最終， 。
韓東方說，儘管曾經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感到自己無力幫助中國政府目前打壓中國持續數十年房地產熱潮所造成的受害者：建築工人、油漆工、園藝工人和其他因公司破產而 拿不到工資 的人。
許多工人正在受苦，有些人正在抗議和大聲疾呼，但他無能為力。「我們看不到任何希望，因為財政的根子已經幹了，」他說，「再也沒有水流出來了。」
「規模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韓東方說。「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