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標誌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性轉變。他用經濟壓力、不可預測性、制裁和關稅的戰略組合讓中國政府失去平衡。那是個轉折點：華盛頓從被動地接受中國的修正主義野心轉向堅定自信的對抗。拜登政府明智地保持了這個框架，而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將其擴大。
中國面臨著一系列挑戰，尤其是經濟發展停滯，這使中國在當選總統堅定自性的策略面前顯得脆弱。如果川普能把他第一個任期的強硬作風與更有針對性的戰略和更嚴格的紀律結合起來的話，未來四年將是一個絕佳機會，讓中國處於守勢，並將競爭局面永久地變到對美國有利的方向。
對中國來說，美國大選的理想結果是謹慎行事的拜登-賀錦麗政府再執政四年。儘管拜登總統對北京保持了有針對性的壓力，但他對緩和局勢、避免升級的強調，已給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提供了解決國內問題，推動中國在技術、貿易和台灣未來等關鍵領域的野心所需要的可預測性。
但川普不只是滿足於僅僅管理與中國的競爭。他的目標是贏得這場競爭。他的零和博弈和非常規策略——以及一個由對華鷹派人士組成的 未來內閣 ——很可能會讓習近平失去他迫切需要的喘息空間，並將這名中國領導人推入一場他無法輕易控制或預測的高風險意志力考驗。
儘管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向外展示實力，但實際上，中國是一個 ，中國的崛起被習近平的管理不善、嚴厲鎮壓和戰略失誤搞得一蹶不振。中國面臨著沉重的債務負擔、創紀錄的青年失業率，以及人口萎縮和快速老齡化的問題。習近平用意識型態主導一切，將中共置於經濟決策的核心，這種做法已經削弱了商業信心，引發了 ，導致了 的空前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正在讓位於停滯，讓人想起日本的那個通貨緊縮、經濟停滯的時期，所謂的「失去的十年」，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恢復過來。就連習近平也在去年告誡民眾要做好「 」的準備，這個中國俗語示意的是未來的日子不好過。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正在不斷壯大，而川普似乎已準備像他在第一個任期裡做的那樣積極利用美國的優勢，他認為中國自上而下的、以製造業為主的計劃經濟是掠奪性的，危害了美國工人的利益。他已 要對中國的進口產品徵收高達60%的關稅，據某些估計，這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減少兩個百分點。
川普第一個任期的咄咄逼人和邊緣政策在台灣問題上也可能發揮巨大的作用。習近平的目標是將這個民主自治島嶼置於中國的統治之下，如有必要，將使用武力。但川普正在威脅說，如果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將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達200%的關稅。這名候任總統對台灣問題的最好總結是他上個月說的一番話，他說，習近平不敢在台灣問題上挑釁他，因為中國領導人知道他「 」。
中國對川普再次掌權的擔憂已經浮現出來。在拜登執政期間，中國政府經常使用挑釁性的語調，指責美國對中國進行包圍、遏制。但在川普在大選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後，中國領導人馬上採取了更為緩和的語調，呼籲 ，開啟合作的 。
但美國必須加大今天的勢頭，尤其是在與中國爭奪半導體、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和量子計算等關鍵技術領域的高風險競爭上，這些技術是未來工業革命的引擎。讓中國奪得這些領域的制高點將使全球的權力動態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削弱美國的國家安全。川普意識到了這種風險，並已發出信號表示，他可能會加強對中國科技和製造業部門的關稅、出口管制和制裁，目前已有的限制措施已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潛在的創新。他還可能主張對美國在中國科技領域的投資進行更嚴格的審查，這是得到兩黨支持的戰略，並可能阻礙中國發展和部署先進的軍事能力。
習近平把中國經濟的希望寄托在過時的、靠國家補貼的製造業出口模式上。但這個戰略極易受美國關稅的影響。習近平可能會迎合川普的交易本能，通過提供選擇性的讓步，來減輕關稅的影響，但這些做法不太可能對川普有長期的影響。
習近平有他自己能使用的工具，但幾乎所有的工具都有風險。他可以通過降低利率、延長退稅期限，或進一步補貼出口商來支撐經濟。但這些都是短期的補救措施，可能會導致中國的巨額債務膨脹，從而加劇中國經濟在長遠上的不穩定性。目前對中國債務的估計是，它幾乎是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倍。用中國自己的關稅進行反擊，可能會引發影響到美國消費者的貿易戰，但川普已表現出願意為換取戰略利益承擔短期政治代價的意願， 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支持他的關稅威脅。
習近平可以通過限制美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來進行反擊，但這可能會進一步讓外國投資者不安，他們已經對中國的經濟走向持謹慎態度。中國限制出口高科技製造業所需的礦產也可能適得其反，因為美國會加速其主導的尋找替代來源的努力。讓人民幣貶值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變得更便宜，抵消關稅的影響。但這可能會加速資本外逃，並使中國與其他貿易夥伴的關係緊張。
作為最後的手段，習近平可能會升級台灣或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但這可能會讓美國的聯盟振奮起來，並導致美國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為了充分利用中國目前的脆弱性，確保美國的持久優勢，下一屆川普政府必須認識到它所面臨的歷史機遇。當今的國際形勢與冷戰後期如出一轍，當時雷根總統面對的是日益衰弱的蘇聯，他迫使莫斯科做出了代價高昂的資源分配決定，最終導致蘇聯經濟破產，從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對華目標應該是政權更迭；相反，美國的目標應該超越單純的共存。美國應該自信地運用本國民主模式的道德和經濟力量，直到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認識到他們的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從此走上一條更自由、更少敵意的道路。
但要取得持久的成功，需要的不僅僅是為了施壓而施壓。它需要的是一種更廣泛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多方面做法，將美國國內的復興、增進軍費開支、創業活力，以及最關鍵的是拜登恢復了生機的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聯盟結合起來。新一屆政府需要明白，這是解決對抗中國問題的關鍵一環，也是確保重新開始的「美國優先」方針把重點放在盟友之間公平分擔責任上，而不是對盟友徵收過高關稅或質疑美國對共同防禦的承諾。那些做法只會削弱威懾力，製造外交分裂，而中國會馬上利用這些分裂。
川普的大膽作風不適合膽怯之人。在全球競爭激烈的時代，他認為尋求平衡是軟弱，共存是投降。然而，如果他能吸取過去的教訓，與我們的盟友保持密切關係，堅定不移地做下去，他也許會是一個瘋狂到足以對抗中國的人，並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