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小羅伯特·F·甘迺迪在飛往南達科他州拉皮德城的航班上突發急症。飛行員用無線電提前通知了醫護人員。甘迺迪當時29歲，剛從法學院畢業，憑藉這個赫赫有名的姓氏，他被送到機場的貴賓室，在那裡，調查人員發現了他行李中的海洛因。
甘迺迪後來承認犯下持有海洛因的重罪，按他的說法，自己在十多歲時因為父親遇刺身亡而備受打擊，因此染上了毒癮。飛機上那一幕發生兩天後，他進了紐澤西州的一家戒毒中心。他說，從那以後自己沒有再碰過毒品。
現在，甘迺迪是候任總統川普的衛生部長人選，這一提名是在他進行了一次背叛原黨派的總統競選後獲得的，在競選中，他把自己的人生描繪成一個關於救贖的故事。今年，他告訴一位保守派基督教電台主持人，作為一個吸毒成癮、麻煩纏身的年輕人，他曾經歷了一次「精神覺醒」，「知道自己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深刻的改變。」
然而，甘迺迪早期為遠離毒品而進行的鬥爭遠非他與內心的惡魔和自我毀滅衝動鬥爭的終點。通過對十幾個人的訪談、法庭文件和他自己的陳述，對他生活的審視揭示出他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循環的獨特模式，包括早期的毒癮、強迫性性行為，以及對陰謀論的深信不疑——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名聲的顯微鏡下 。
中年時，甘迺迪作為一名堅定的環保律師贏得了公眾讚譽，他起訴污染企業，清理河流，並遊說對紐約飲用水進行保護。但他也是一個風流成性的花花公子，他寫日記記錄艷遇，給女人打分，儘管他痛斥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根據對認識甘迺迪夫婦的人的採訪，他的不忠導致了第二段婚姻破裂。一位在此期間為他家工作的保姆也指控甘迺迪對她有性暗示，並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觸碰她。
作為一名反疫苗倡導者，甘迺迪陷入了對政府、媒體、科研機構，尤其是製藥行業的陰暗和陰謀論的觀點中。他一直在宣揚一些荒謬的、已被證偽的理論。
甘迺迪拒絕了採訪請求。他的朋友和密友表示，關於他所做的種種選擇，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希望對得起父親羅伯特·甘迺迪的聲名，這位前司法部長、參議員和自由派偶像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遇刺身亡。
他的一位朋友（與許多接受本文採訪的人一樣，要求保持匿名）說，甘迺迪自我吹噓以效仿他父親的動機是一個「悲劇性的缺陷」，這導致了「對奉承的需要，對認可的需要，對追隨者的需要」。小甘迺迪長期以來一直信奉他的家族神話，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新的英雄。
「我生命中發生的一切，」甘迺迪在一段競選影片中說，「把我帶到了現在的位置——死亡、悲劇、毒癮、戒毒，找到了對上帝的深刻信仰。」
但是，甘迺迪走過的道路使他與一個家人和民主黨同僚恨之入骨的人結成了聯盟。川普為鞏固自己的票倉拉他入伙，甘迺迪加入了，他告訴不安的盟友，這是他實現真正變革的最佳機會。
甘迺迪家族的其他成員多次譴責他。妹妹凱莉·甘迺迪說，他「放火」燒了父親的政治遺產，並稱支持川普的決定是「一個悲傷故事的悲慘結局」。
密友和支持者認為他是一位革命者，敢於對權力者說真話。他們還說，不應該用毒癮來定義他，而應該用戒毒來定義他：他們指出，他自律、專注。他全身心投入鍛煉，並遵循一種被稱為間歇性禁食的嚴格飲食習慣。他說，在飛往南達科他州的航班上發病40多年後，他仍然每天參加強化戒癮項目。
他的前通訊主任德爾·比格特里形容甘迺迪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還說他感覺到自己「被召喚去改變現狀」。甘迺迪的安全顧問、與之私交甚篤的加文·德·貝克爾表示，甘迺迪戒毒後的自制力是他「耐力、承諾和韌性的來源」——他稱這是擔任衛生部長的「絕對的黃金資質」。
甘迺迪本人傾向於講述自己坎坷的過去。「 我的櫃子裡有很多骷髏 （意為過往有不可告人的祕密——編注），」他在競選總統時說，「 要是骷髏能投票，我就成世界之王了。」
他的伯父約翰·F·甘迺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身亡時， 博比·甘迺迪（博比是羅伯特這個英文名字的暱稱。——譯註）只有九歲。他在11個孩子中排行老三，小時候想成為一名科學家或獸醫。
五年後的1968年6月，他的父親遇刺。那年秋天，他進入紐約哈德遜河谷的男子寄宿學校米爾布魯克就讀九年級。那是一所與世隔絕的田園風學校，對動物著迷的甘迺迪喜歡裡面的小動物園。
根據他的回憶錄《美國價值觀：我從家人那裡學到的教訓》(American Values: Lessons I Learned From My Family)，1970年，16歲的甘迺迪因吸毒被米爾布魯克開除。那年夏天，他在麻薩諸塞州因持有大麻被捕。第二年夏天，他再次被捕，被控向一名警察的臉上吐冰淇淋。他否認了這一指控，但繳納了罰款。
甘迺迪在畢業前轉學去了兩所高中，儘管麻煩不斷，他還是進入了父親的母校哈佛大學。
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美國史專業畢業後，他又進入維吉尼亞大學法學院深造——這與他父親的經歷如出一轍。「在他去世後，我覺得自己有義務接過他丟下的火炬，」甘迺迪在為總統競選活動製作的一段影片中說，「因此我改變了自己的事業軌跡，以便與他的軌跡更一致。」
1982年，時年28歲的甘迺迪在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但由於沒有通過律師考試，他不得不辭職。隨後，他因持有海洛因被捕並被定罪。他被判處兩年緩刑和社區服務。
據一位當時認識他的人說，來到土地保護組織開放空間研究所完成社區服務工作時，他的健康狀況明顯不佳。
研究所讓甘迺迪開始工作，幫助整修紐約加里森的一所舊農舍。那棟房子後來被哈德遜河守護者組織租下，該組織致力於清理被污染的哈德遜河。甘迺迪對這項事業充滿熱情，很快就加入了該組織。
1985年獲得律師執照後，他又獲得了環境學的法學碩士學位。起初，他保持著低調，但到20世紀90年代初，他又回到了聚光燈下，他的名字吸引著記者。他似乎樂在其中。
1995年，《紐約雜誌》授予他「有份量的甘迺迪」稱號。據當時認識他的人說，他廣泛傳播了那篇文章。1997年，他參加了《名人危險邊緣》(Celebrity Jeopardy!)節目，有傳言說他可能會競選聯邦參議員。
他在佩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在大學裡運營一個環境訴訟診所，他的辦公室牆上掛滿他與名人合影的照片。他最終還和一位名人結了婚——演員謝麗爾·海恩斯，他的第三任妻子。
甘迺迪成為全國知名的環境律師。1999年，他因與河流守護者組織的合作被《時代》雜誌評為地球英雄。
2000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曾與甘迺迪的一位姻親一起上過大學的明尼蘇達州心理學家薩拉·布里奇斯突然出現在甘迺迪位於麻薩諸塞州海恩尼斯港的家中。布里奇斯說，她的兒子在接種了一種百日咳疫苗後遭受了腦損傷，並被診斷為自閉症，這種疫苗目前在美國已經不再使用。
甘迺迪一直致力於將汞從水道中清除；布里奇斯希望他調查硫柳汞，這是一種以汞為基礎的防腐劑，在美國，這種防腐劑已基本從兒童疫苗中去除。
一旦他投入其中，就再也沒有人能攔住他。他在希爾斯代爾學院的一次演講中說，他利用「我的名字和家人的關係」，與時任政府最高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博士和時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博士會面。
他說，他們的回答讓他確信，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只不過是製藥業的「孵化器」。他說：「這是一種加強版的監管圈套。」
2005年，甘迺迪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滾石》和《沙龍》雜誌上，指責硫柳汞是兒童自閉症發病率上升的原因。這兩家新聞媒體後來發現文章的一些說法是錯誤或可疑的，撤回了這篇文章，甘迺迪也受到了科學界的廣泛批評。疫苗導致自閉症的理論已被廣泛推翻。
然而，這在甘迺迪眼裡只是成了製藥業控制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又一個證據。
他出版大量書籍，創立了非營利組織「兒童健康保護」，將其變成了一個反疫苗的龐然大物，收入數以百萬計。
這是甘迺迪新的公眾形象的開始：一個充滿敵意的反媒體、反建制鬥士。在他的支持者眼中，甘迺迪是在挑戰權貴，就像他的父親那樣。
甘迺迪的出版商托尼·萊昂斯說：「我覺得他確實認為這裡面有問題，認為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腐敗，這與他父親和伯父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相似。」
新冠大流行為甘迺迪帶來了他長期以來一直尋求的追隨者。他傳達的信息的核心——聯邦政府決心限制個人自由，製藥公司試圖從危機中獲利——突然吸引了一批新的美國受眾，他們對疫情封鎖大為不滿，對一種研發和推廣速度異常快的疫苗持懷疑態度。
「兒童健康保護」網站的訪問量激增。甘迺迪的書也暢銷一時。他在充斥著川普支持者的活動中受到歡迎，其中還有許多否認大選結果的人和基督教民族主義者。
反數字仇恨中心將他列為「虛假信息十二人」的一員，他被Instagram封殺了——這再次驗證了他的信念，即大型科技公司與拜登政府合謀壓制言論自由。
去年春天考慮挑戰喬·拜登總統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他告訴顧問，他在這個決定中聽到了歷史的迴響：他的父親因越南戰爭問題對民主黨人感到失望，在1968年不顧民主黨領導人的反對，在初選中對時任總統林登·強生發起挑戰。他說，他的生活似乎走了一個輪迴。
他以「甘迺迪派民主黨人」的身份開始總統競選，但後來離開民主黨，以獨立人士的身份競選，並指責腐敗的民主黨領導層扼殺了他的初選挑戰。
今年夏天，甘迺迪的民調支持率只有個位數，他的競選資金也開始枯竭，他面臨著一個選擇：要麼繼續他堂吉訶德式的努力，要麼退出競選，支持川普。據《紐約時報》報導，前總統的盟友們擔心甘迺迪會導致他們的支持者被分流，因此一直有意結盟。
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遇刺未遂後，兩個陣營開始認真對話，刺殺的陰影也依然影響著甘迺迪自己的生活，這似乎為他們的結盟打開了大門。甘迺迪確信自己可以得到一個掌握實權的位置。
如今他的力量有望得到提升。甘迺迪的一些盟友相信，他會再次競選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