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四年多的時間裡為拜登總統協調對華政策。他曾前往維也納、馬爾他、曼谷等地與中國外交政策最高官員王毅會面，並於去年8月在北京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進行會談。
最近，我在白宮西翼的一間會議室裡與他有了一次 ，我們討論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方針。以下是他的一些評論，為了清晰簡潔，我們對這些評論進行了少量編輯。
沙利文表示，拜登政府試圖「從『樞紐-輻條』戰略和單純的雙邊聯盟」轉變為「在整個地區建立格子結構或關係網路」。
這包括振興與澳洲、印度和日本的非軍事四方聯盟，以及與日本和韓國、日本和菲律賓，以及澳洲和英國建立三個新的美國安全安排。
川普政府「當時已經開始圍繞EUV（極紫外光刻）技術在半導體製造設備方面做出努力......這是相當非正式的，基本上是與荷蘭政府等達成的非正式諒解」。
「我們認為，我們實際上需要一個出口管制制度，並將其付諸實施，然後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他們指出了正確的方向，但在這方面並沒有真正的系統性舉措。」
「老實說，我們感到我們的國防工業基礎存在巨大差距。我們沒有對彈藥或平台進行必要的投資，因此我們努力阻止下滑，使我們在彈藥庫深度、潛艇防禦、工業基礎等方面走上健康、完全健康的長期軌道。」
「另一件事是，新冠大流行以一種非常直觀、令人深思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更廣泛的供應鏈挑戰......整個2020年，他們一直在和新冠作鬥爭，所以，我認為，這是2020年，即將離任的政府和即將上任的政府共同認識到的另一件事。但是，真正開始制定關鍵供應鏈戰略的工作留給了我們，這既適用於國防工業基礎，也適用於關鍵礦物、半導體、電動汽車電池等更廣泛的問題。因此，我們在2021年從零開始建立這些。」
政府制定了兩個「大帳篷」政策，沙利文表示：「在國內進行投資，試圖改變中美兩國工業和創新能力相對軌跡的動態；在聯盟和夥伴關係方面進行投資，從而將對中國戰略擴展為真正的地區和全球戰略。」
「我們也認識到，有必要讓歐洲參與到中國問題上來，以便讓這艘船改變方向。」
關於同中國的技術競爭以及先進半導體晶片和設備的出口管制：
「我們的評估是，他們無法獲得高端設備意味著他們在中國製造最尖端半導體的能力存在上限，然後他們無法獲得各種最高端的圖形處理單元限制了他們在人工智慧前沿的能力。我們認為這兩點都很有效。
沙利文稱，出口管制的批評者提出了兩個論點，但他都不同意。其一是執行難度的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否推動了中國加速創新。「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直接：它搞錯了時間順序。我們的半導體出口管制實際上是對中國非常公開、非常系統性地宣布其半導體製造能力本土化政策的一種反應。」
關於如何應對希望在先進技術方面與中美兩國合作的國家：
「其中一個層面與中國關係不大，更多是關係到：美國是否會成為人工智慧前沿基礎設施的主要建設地，還是會實行外包？所以，先把中國放在一邊。當我們想到海灣地區或印度時，我們是否希望在今天依賴外國能源的情況下，未來又依賴外國的人工智慧數據中心？這與中國的關係不大，而是我們需要一種策略，確保在美國建設足夠數量的人工智慧計算能力。這肯定會對我們如何考慮人工智慧模型、人工智慧半導體等產品的出口產生影響。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是轉移。如果你在第三國擁有高端技術，它會從後門溜到中國嗎？要麼是硬件，要麼是技術，要麼是模型權重。」
「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有一個切實的答案，那就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協議，圍繞硬件、模型權重和技術訣竅方面制定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引入透明度，這就是我們與阿聯酋在諒解備忘錄中已經達成的協議，我相信這是一種與該國以及其他國家建立強大技術夥伴關係的可持續模式，它能為美國帶來一系列經濟和戰略優勢，而另一種選擇則是讓它們進入中國的技術軌道，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在我看來，各國尋求的東西已經越來越個性化。不僅僅是一種廣泛的市場准入。而是一個國家在思考其未來經濟模式時的特殊需求。因此，我們與這些國家進行的經濟對話，以及美國的吸引力，不僅僅是關於我們能否降低市場准入壁壘。」
「讓我給你舉幾個例子。對於日本，他們真正想要的是關鍵礦產諒解備忘錄，這樣他們就可以獲得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RA)帶來的好處。這是他們的首要需求，對他們來說，這比一些更廣泛的貿易協議更為重要。對於印度尼西亞來說，情況很相似。這就是印度尼西亞所尋求的。從根本上說，他們希望制定一項高標準的關鍵礦產協議，以確保該國的鎳能夠流入美國的電動汽車製造、電池生產等領域，並與其他國家合作。」
關於美國工人和產業能否從此前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受益：
「那麼工人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呢？現在你可以說，工人在其中扮演了角色。他們將獲得成本更低的商品，這對他們來說是好事，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的，所以我並不反對自由貿易。但它必須包含一些東西，關乎美國的工業基礎以及維持本土建設能力的理論，所以我認為，通貨膨脹削減法案以及與日本達成的關鍵礦產協議等等，是對未來自由貿易更理性的思考方式。」
「我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與習近平的會晤中談到的——這一點在拜登總統與習近平的會晤以及我與王毅的會晤中也進一步得到了強調，但不時間斷——我認為，在我們上任時，中國的觀點是：如果你要與我們競爭，我們就不會與你合作，我們也不會有溝通管道。你不可能兩全其美。你必須做出選擇。我們只是堅持我們的理論，那就是有管理的競爭：我們會競爭，我們會激烈地競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在競爭的同時找到符合我們共同利益的合作領域。而且，為了負責任地競爭，我們必須在各個層面進行溝通，包括保持軍事交流。」
「在我們離開時，中國至少暫時採取了管理式競爭的方式，不是通過言論，而是通過處理關係的方式。我們已經找到了可以合作的領域：禁毒、人工智慧、核風險和氣候變化。我們保持著持續的溝通，包括軍事交流，我們正在競爭，顯然是很激烈地競爭，但這種關係仍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因此我們目前還沒有處於螺旋式下降的邊緣。這是過去四年中雙方在如何管理彼此關係方面發生的重大變化，它與我們如何管理雙方關係的理論相一致，中國現在也效仿了這種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