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幾個超級大國在黑海港口城市雅爾達舉行會晤，商討在納粹德國戰敗後如何瓜分歐洲。他們在地圖上划下的分界線撕裂了各國版圖，將東歐實際交給了蘇聯佔領，並肢解了波蘭。而這些國家既沒有代表出席會議，也沒有獲得發言權。

「雅爾達象徵著我們所恐懼的一切，」德國小說家彼得·施耐德說道，他的 《跳牆者》( The Wall Jumper )一書 講述了對柏林的分割。他表示，在雅爾達會議上，世界被瓜分，「許多國家被拱手讓給史達林。如今，普丁欲復刻雅爾達會議瓜分世界。對他來說，烏克蘭只是起點，絕非終點。"

雅爾達本身就位於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它已成為超級大國如何決定其他民族和人民命運的象徵。「這是一個關鍵時刻，歐洲被一分為二，東歐人的命運在沒有任何發言權的情況下被鎖定，」位於維也納的研究機構——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塞爾維亞政治學家伊萬·維沃達說。

「當今世界固然不同，但事關他國存亡的決策正被越俎代庖，」維沃達說。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愛沙尼亞籍俄羅斯問題專家卡德里·利克表示，這種由大國擅自決定不在場的第三國命運的可能性是「包括愛沙尼亞在內多數東歐國家的民族創傷」。「這種恐懼始終如影隨形，害怕有人會出賣我們，或出賣烏克蘭，而那是一個更大進程的開始。」

普丁的 公開目標 不止於烏克蘭。作為一名想要顛覆現有秩序的修正主義者，他已明確要求北約停止東擴、從1997年後加入國撤軍（這其中包括所有曾受蘇聯佔領並 在1999年後加入的國家），同時重新談判歐洲的「安全架構」，以承認蘇聯曾經的勢力範圍。若可能，他還希望將美國與歐洲分裂開來，從而削弱甚至摧毀「二戰」後建立的跨大西洋關係。

1945年2月，英蘇美「三巨頭」在雅爾達舉行會議。此時法國和比利時已解放，德國敗局已定。同年7月，德國波茨坦會議重申了將歐洲劃分為西方和蘇聯勢力範圍的安排。

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溫斯頓·邱吉爾當時都疾病纏身、精疲力竭。許多東歐人開始相信，這兩人被約瑟夫·史達林的承諾所蒙蔽——他承諾蘇聯紅軍佔領的國家會舉行自由選舉。

哈佛大學烏克蘭史教授、著有《雅爾達：和平的代價》( Yalta: The Price of Peace )等 書的謝爾蓋·普洛基指出，「雅爾達在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印記，但在東歐，尤其是在波蘭，它成了一個骯髒的詞，」因為這次會議的一個核心議題便是重劃波蘭邊界。

普洛基強調，戴高樂當年亦未獲邀參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年的戴高樂與今天的歐洲大國，以及當時的波蘭和如今的烏克蘭，在遭遇上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歐洲主要大國也被排除在阿拉斯加峰會之外，按照計劃，它們將在週三與川普和副總統萬斯舉行影片會議。

但普洛基說，前後還是有著明顯的差異。史達林雖然是個麻煩，卻是擊敗納粹的關鍵盟友。羅斯福與邱吉爾當時也竭盡所能地「改善紅軍佔領區的處境」。

他說，他們並沒有放棄盟軍佔領的領土，亦未如史達林所願就法國政府的組成舉行談判。「所以在蘇聯未控領土上沒有做出真正的讓步。」華盛頓和倫敦都不想擴大戰爭來驅逐蘇聯人，儘管邱吉爾曾下令制定驅逐蘇軍的應急計劃。

專攻烏克蘭與冷戰史的歷史學家蒂莫西·斯奈德認為，阿拉斯加峰會在「道義正當性上遠遜於」雅爾達會議，因為普丁並非史達林那樣的盟友。「儘管史達林統治著一個可怕的體制，並在解放的同時也在實施壓迫，但蘇聯剛在歐洲戰場上承受了大量傷亡，因此在戰爭結束時與他們討論戰後安排是不可避免的。」

但對在多倫多大學蒙克全球事務與公共政策學院擔任教授的斯奈德來說，阿拉斯加峰會與雅爾達會議存在一個關鍵的區別。現在是俄羅斯，而不是納粹德國，正在「發動一場無端戰爭並犯下諸多暴行」。它「並非終結戰爭的亦敵亦友的夥伴，而是戰爭的發起者」。

由於俄羅斯是參戰方，川普與普丁的接觸和談判——拜登政府曾迴避此舉——倒也不無道理。但批評者強調烏克蘭同為參戰方，澤連斯基總統理應與會——縱使普丁宣稱其不具合法性，並認為烏克蘭是一個人為拼湊出來的國家。

普洛基表示，普丁如今要求烏克蘭交出尚未被俄羅斯佔領的領土。這令人想起歷史上另一個有爭議的時刻，即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當時張伯倫為希特勒達成協議，同意肢解未參會的捷克斯洛伐克，妄想以此來維繫和平，實則是註定失敗的徒勞之舉。

「我們知道邱吉爾和羅斯福因雅爾達會議而受到詬病，但論臭名昭著還得是張伯倫，」普洛基說道。

斯奈德指出，普丁對尚未被攻佔的烏克蘭領土的要求同樣類似希特勒在1938年對捷克斯洛伐克蘇台德地區的要求。「如果烏克蘭被迫放棄頓巴斯的其他地區，將喪失關鍵防線和防禦工事，這就是當年捷克的處境，」他說。

「希特勒的目標是摧毀捷克斯洛伐克，」斯奈德說，「而普丁的最終目標是摧毀烏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