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杜塞道夫的 （Museum Kunstpalast），有一場導覽完全不打算討你開心。導覽員面無表情、語氣輕蔑，甚至會當眾質問：「這是誰的雕像？」「知道答案為什麼不敢講大聲一點？」他叫約瑟夫・朗格林克（Joseph Langelinck），一位自稱出身貴族、對現代藝術嗤之以鼻的藝術史學家。

而他，並不是真的導覽員。

這位充滿憤怒的角色，是表演藝術家卡爾・布蘭迪（Carl Brandi）所創造的分身。他每月兩次在館內舉辦「Grumpy Guide Tour（暴躁導覽之旅）」——一場介於導覽、喜劇與行為藝術間的現場實驗。七十分鐘內，觀眾將經歷被質問、被羞辱、被嘲諷的過程；但奇妙的是，所有人都笑著走出場。這場導覽場場售罄，預約已排到2026年。

「我從不針對個人，但我喜歡讓大家都覺得自己很無知。」布蘭迪這樣說。

朗格林克會在展間裡大步行走，邊揮手邊批評：「這作品怎麼會被放進來？」他假裝不耐煩，卻精準點出藝術教育中長久存在的權力關係——知識與無知、專業與觀眾之間，從來都不是對等的。

布蘭迪為這角色設計了完整的出身：他是18世紀選侯約翰・威廉・馮・德・普法茲的遠親，眼看家族收藏被時代消化成博物館展品，憤怒與自卑讓他成為一個偏執的守舊者。他的每一句怒斥，其實是對藝術世界「娛樂化」的反抗。

這份「壞脾氣」的幽默，正是歐洲行為藝術的傳統延續。從奧地利劇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在《冒犯觀眾》中對觀眾的挑釁，到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讓觀者面對自己的界線——藝術不再是「觀看的對象」，而是一場與人性的拉扯。

「Oh god, I feel like I’m back at school.」有位62歲觀眾在被質問後忍不住感嘆。而現場的其他人卻笑得人仰馬翻。「暴躁導覽」的成功，正是抓住了這個心理縫隙。布蘭迪稱它為「情緒過山車式的導覽」——觀眾先被嚇到，接著放鬆，最後在笑中重新思考。在這場互動裡，知識不再是權威灌輸，而是一種身體經驗：你被挑釁、被逼迫，也被迫面對自己的不確定。

這種「不舒服的娛樂」，早已滲進現代生活。從澳洲以服務態度惡劣文明的「Karen’s Diner」到倫敦粗魯對待顧客的「Dick’s Last Resort」，兩家餐廳都靠員工罵客人爆紅，人們都甘願花錢買羞辱。藝術宮博物館館長菲利克斯・克雷默（Felix Krämer）也坦言，正是這些「壞服務文化」啟發了他：「也許，美術館也該有情緒。」

這場導覽的迷人之處，在於它讓權威自我拆解。朗格林克罵的不只是觀眾，還包括策展團隊、館方政策，甚至整個藝術體制。他會對著展牆上的標語嗤之以鼻，怒斥藝術的模糊不分。這種刻意的衝突，讓觀眾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美術館也可以有觀點，也可以「失控」。

這與歐洲博物館近年的改革方向不謀而合——從裸體導覽、無聲參觀，到只穿襪子走進展廳，各館都在尋找打破觀眾慣性的方式，只是藝術宮博物館選擇的方式更極端。

在導覽的最後，朗格林克走到德國藝術家英格・曼（Inge Mahn）1971年的作品〈Glockenturm（鐘塔）〉前——那是一座用石膏與鐵構成的白色鐘樓裝置。他抓起裡面的繩索，用力搖響鐘聲，動作幾乎失控。那聲音在展廳裡迴盪，像是在召喚，也像在哀悼。

這一刻，觀眾看見的已不是一位暴躁導覽員，而是一個被藝術世界逼瘋的人：既憤怒、又無力。又彷彿這聲鐘響不只是表演的結尾，而是一場對藝術體制的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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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周昱璇 責任編輯：古家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