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大學教授計算機科學，該校曾穩居萊頓大學排名這一全球高校科研產出評價體系的榜首。然而最近，哈佛慘 跌至第三名 ，而十強中竟有八所來自中國的大學。哈佛在 自然指數 及 大學學術表現排名 中依然領跑，但頂尖席位日益被中國高校佔據。（值得注意的是，一份仍然對美國高校青睞有加的排名竟出自 中國 。）

正如一位觀察人士最近對《紐約時報》 所言 ，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場巨變即將到來，高等教育與科研主導權的全球新格局即將形成。」

恕我不能苟同。誠然，中國高校突飛猛進，部分學府已構建起卓越的科研與教育中心。但其真實水平遠未達到排行榜所呈現的壓倒性優勢。借用毛澤東的一個說法，許多中國高校都是「紙老虎」：它們以驚人速度產出論文，但其質量往往令人質疑。在真正關鍵的賽道——匯聚頂尖人才的競爭中，美國大學仍將領跑，除非我們的政府繼續撤回對世界級科研所需的支持。

排名與現實的割裂可以用 古德哈特定律 來解釋：當一個指標成為目標，它就不再是一個好的指標。這就像試圖通過給溫度計冰敷來治癒發燒：儀器冷卻了，但病人仍在高燒。中國已將提升全球大學排名擢升為 國策 ，從而創造出一種激勵機制——更重視看起來卓越，而非科研環境的健康。

長期以來，中國一些高校通過向研究人員發放獎金來鼓勵發表論文，以提高在國際期刊上的論文數量；期刊越權威，獎金越高。據一項 分析 顯示，2016年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一篇論文的平均獎金超過4.3萬美元，某校更曾豪擲16.5萬美元的獎勵。歐美學者固然亦有發論文的壓力，尤其是在爭取終身教職的過程中。但即便是數額不大的獎金，也可能誘發急就章、劣質品乃至公然造假，因此這種做法在美國備受詬病。

中國政府在2020年發布 新規 ，論文不得與獎金掛鈎，並強調質量優先於數量。然而，過度的發論文壓力依然存在，學術誠信隱患猶存。2024年一項 研究 援引某中國科研人員的話稱，「不人道」——即嚴苛且不切實際——的科研績效苛求，使學術不端成為一種必然。這種環境催生出「論文工廠」——出售代寫代發、偽造剽竊稿件的大規模黑產鏈，據說其中一些甚至膽大到在中國醫院走廊裡 派發名片 ，招攬生意。

論文撤稿量是衡量科研誠信系統性問題的另一個指標。一項 評估 發現，中國論文因造假或重大缺陷而被撤回的比例是美國的七倍多，且其撤稿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問題不僅在於大學如何應對排名，更在於排名體系本身的設計。只要調整指標權重，幾乎任何預設結果都能實現。《泰晤士高等教育》發布的一項全球大學排名採用了 十多個指標 ；有趣的是，這家英國機構在過去十年裡每年都得出 同一個結論 ：牛津大學穩居王座。

評價一所大學 更具實質意義 的方法是問：「誰在聘用誰培養的博士生擔任教授？」畢竟，教職任命是一項長期投資，這相當於對培養該學者的科研項目投下了信任票。若以此標準衡量，美國學術界相較於中國仍擁有相當大的優勢。

以我的領域為例。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可以說是中國最頂尖的計算機科學項目。據我統計，那裡的 33名教授 中，至少有26人在美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另一所名校北京大學的前沿計算研究中心，約 14名教授 中至少有八人持有美國博士學位。相比之下，在美國頂尖的計算機科學項目中，很難見到擁有中國大學博士學位的教授。

這並不是說美國的學術實力不會受到挑戰或削弱。聯邦政府近期的舉措已經開始動搖我們在吸引全球頂尖人才方面的長期優勢。移民政策的變化很可能導致了去年秋季學期初抵美的國際學生人數 下降了 19% 。目前針對伊朗的旅行限制尤其具有破壞性，因為該國一直是科學與工程領域卓越人才的 穩定來源 。此外，聯邦政府對大學經費的一系列削減也產生了負面影響。哈佛大學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證明了即使是最堅固的象牙塔，也經受不起 曠日持久的圍困 ：在過去的一年裡，哈佛已基本 凍結了教職招聘 ，並大幅 縮減 理工科博士招生規模。

歸根結底，對美國大學全球地位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北京，而是華盛頓。真正攸關的並非我們在某個空洞排名中的位置，而是那些長期推動美國創新與繁榮的高等學府能否持續保持卓越。